在今年的省“两会”上,省委书记梁保华强调指出,“把加快推进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长远之策,坚持以大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骨干,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推进在城镇就业生活的农民有序转为市民,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一种思想认识趋于明晰: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要减少农民,就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组数字为中央一号文件做了注脚: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70%的城镇化水平相比,我国目前城镇化的水平仅为46%。
一个共识是: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近1500万农村人口转移至城市,同时拉动1500亿元的内需和近6000亿元的住房消费。
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当在农外。走马大江南北,我省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中央及省的政策“破题”,正激发出强大的后发效应。
城镇扩容速度宛若加了“酵母”
1月中旬,记者一行来到兴化市戴南镇,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10多家银行错落有致,全国规模最大的乡镇超市里人来人往。
“如今的戴南,有苏杭之形更具苏杭之神,是货真价实的苏中名镇。”说起戴南巨变,镇长黄寿余满怀欣喜。10多年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水乡小镇只有“几条小巷,几排瓦房”,如今城镇建成区从3平方公里扩大到9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两个“新戴南”。
城镇化发展的快车道上,精彩不只属于戴南。近年来,我省城镇建成区像加了酵母一样,成倍地“长”大。
“沭阳虽然是县,但县城是按照地市级要求来规划建设的。”“沭阳的发展,堪称是一个奇迹。”不少到过沭阳的人这样评价。目前,沭阳城区建成区面积达50平方公里,是2000年的4倍。沭阳县委书记蒋建明说,“沭阳不光是‘长’大了,也是我省江北较‘高’的县城。已建成12层以上的商住楼就有145栋,即将开工12层以上商住楼222栋。”
除了“长高变大”,城镇还越“长”越靓。在灌南,汤沟古镇、长茂新区等十多个新型小城镇迅速崛起。一幢幢风格各异的“洋楼”,五颜六色的LED店招……在外地工作的老窦,回到家乡大吃一惊,“家乡变化这么大,难以置信!”
在苏南,小城镇建设更是在高起点上发展,成为苏南走向现代化的缩影。扬中市把“全岛”纳入小城镇建设规划,城市化水平达53%,全市涌现出近百个初具规模的居民点,既有田园风光,又具都市气息。吴江市依托历史形成的七大镇,在高起点上构建以市区为中心的网络城镇,形成生产型的盛泽、七都、横扇,集散型的震泽,旅游型的同里、黎里,交通型的平望等,基本实现城乡经济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城镇网络。
农民工有了自己的“幸福指数”
“天堂虽好,是城里人的,而不是我们的。”
“天堂美好,是城里人的,也是我们的。”
在苏州著名商业街道观前街的一条巷子里,从安徽来苏州达10年之久的修鞋匠李师傅,指着日记本上的两句话,向记者讲述了他来苏州后的生活感受。李师傅说,第一句话是在9年前写的,而后一句话则是2004年写的。之所以要把两句话放在一起,是想反映自己异乡生活“幸福指数”的变化。
李师傅的幸福感源于他最为棘手的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一是苏州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弟开放后,女儿终于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坐到宽敞的教室里;二是他的爱人被居住的社区录用为保洁员。
而像李师傅一样,切实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数”上升的,还有更多的农民工。据统计,目前,我省农民工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以南京、无锡、苏州为例,三个城市的外来人口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昆山更是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户籍人口只有69万,而外来人口有130万。
在我省,过去许多人把农民工叫做“打工仔”、“外来妹”,但现在更多的人称农民工为“新市民”。我省一项对300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70%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享受了“市民化服务”,75%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提高。与此同时,许多过去的农民工成了企业的管理者,还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够在当地参政议政。
37岁的常书英来自河南安阳,是江苏中丹化工集团一名普通员工,同时她也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省人大代表。在任省人大代表期间,常书英就解决司法不公、破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加大黄桥老区扶持力度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提交议案,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落实。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从“农民工”到“新市民”,这不光是称谓的改变,更是社会态度的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包含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两方面,现在从称谓上有了改变,农民工从最初被排斥、被歧视,到现在逐步被认可、被接纳,并融入当地社会。
岗位+床位,“海绵效应”绵绵发力
经济学家们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在科学规划和建设下迅速崛起的小城镇就像一只巨大的海绵,其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人流、物流及资金等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这种“海绵效应”在沭阳得到了验证。肯德基在苏北县城第一家连锁店落户沭阳,华润、苏果、时代等10多家大型购物中心生意火爆、车水马龙,一批小城镇已经形成了年成交额超千万元的大型市场。这也难怪来自北方的许多参观者称,沭阳的市场繁荣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那里的一些地级市。
“海绵效应”绵绵发力的背后,是我省一些城市开始精心打造外来工的安居工程,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安乐窝”并愿意在城市扎下根来。在采访中,许多县市委书记表示,对于那些舍家离乡的农民工而言,来到城市碰到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住在哪里。县市委书记们觉得,“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岗位’比‘床位’更重要,‘床位’比‘岗位’更诱人。”
记者在苏州市采访时了解到,苏州已有70%以上的农民工住进了政府盖的公寓。苏州工业园区里,十几幢拔地而起的外来工青年公寓非常“抢眼”,近万名外来工告别了“游击”生活,有了自己温馨的家。无锡市先后投资10多亿元,兴建了5200多个农民工集中居住区(点),建筑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目前,该市集中居住的农民工超过总数的50%。
城市“长”大、“变”高,并没有让进城农民望而却步。沭阳实施“低房价战略”,县城房价一直低于周边地区30%,每年吸引3万多农民和返乡创业者进城安家,城区人口由六年前不到20万迅速增加到目前的46万。宝娜斯公司办公室主任袁春才刚刚在沭阳“新街口”买了两套商品房,他告诉记者,“在外打工10多年,总感觉像是在漂。现在上班就在家门口,夫妻俩月工资近万元,日子很滋润,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