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媒体报道称：10家广东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生产商，被曝向北京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简称君泽君律所）出资450万元“公关费”，由后者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加快推动发泡餐具解禁。就在“公关费”事件曝光之时，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对发泡餐具解禁，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14年前，一次性发泡餐具被禁，众多生产厂商遭受重创，解除对发泡餐具的禁令，是这些厂商梦寐以求的目标。如今发改委对发泡餐具解禁，人们自然会联想，发泡餐具厂商是否通过某些渠道，向发改委等部门表达了他们的诉求，甚至向有关部门施加了特殊的影响。果然，发泡餐具厂商与君泽君律所签署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书》在网上曝光，其中明确前期服务费50万元，主要用于“乙方办理本协议所涉及的相关公关、应酬、接待、差旅、员工薪酬等”。据说协议书得到了君泽君律所一名律师的证实，只不过后者称，这是正常的律师代理行为，50万元不是“公关费”，而是主要用于媒体宣传的费用，不可能这么多部门都像媒体所说的被公关了，云云。

    由于涉及重大公共决策和公共利益，发泡餐具解禁和“公关费”疑云，已经成为广受社会瞩目的公共事项，涉事各方都有义务向公众作出解释，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介入调查，涉事方须依法予以配合，最终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在决定解禁发泡餐具之前，征求了环保部等多部门以及协会、专家的意见，各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委托专业机构对发泡餐具做了毒性实验，证明其能够满足卫生标准要求，因此解禁发泡餐具“时机成熟”。然而，面对现在冒出来的“公关费”事件，发改委不应保持沉默，而需要作出明确的回应——作出解禁发泡餐具的决定，有没有受到君泽君律所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收受“公关费”或以其他形式获得不当利益？如果其中可能有涉嫌收受贿赂的行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查处。

    其次，君泽君律所需要对以下问题作出解释：收取10家厂商的50万元前期服务费后，律所为推动发泡餐具解禁，进行了什么样的“公关、应酬、接待”服务和媒体宣传？其中是否包括向有关部门奉送“公关费”，或以其他形式输送利益？君泽君律所收取的50万元前期服务费的支出情况，尽管可以视为“商业秘密”，但由于涉及公共利益，也属于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如果协议书规定的400万元尾款已经支付，其支出情况也应当公开）。这些都需要依法查清事实，涉及违法犯罪者必须严肃处理。

    在一些西方国家，企业出资委托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向权力部门“做工作”，希望推动权力部门制定有利于企业的法律和政策，这种“院外游说”一般不属违法，但常常处于合法与违法的灰色地带。一些国家对中介机构与议员、政府人员的交往作出严格限制，如规定议员、政府人员不得收受价值超过100美元的礼物。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的程序，围绕立法和公共政策进行的博弈，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是，像发泡餐具厂商出资委托律所向政府部门“公关”之类操作，已经初步具有“院外游说”的特征，若不加以有效规制、监管，而任其泛滥恣睢，势将造成复杂严重的后果。

    如何引导、规范公民、企业有序参与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如何预防和惩治中国式“院外游说”滋生腐败交易，是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