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北京及全国多地均遭到雾霾困扰。雾霾的加重让城市空气质量严重污染，多地PM2.5及PM10监测指数达到顶峰数值。北京雾霾！SOS！有网友惊叹：“空气有毒！”也有网友在微博中写到：现在北京的空气污染是“厚得载雾”，望各位“自强不吸”。在雾霾笼罩的日子，就连一些北京人也都带着一家老小奔赴海南、云南等地以度假的方式逃离北京。而新华网记者朱旭东的评论——“多少年以后，在外行走的旅人，累了、饿了，找个地方歇歇，最期盼的，估计是吩咐店里的伙计：来两斤上好净水，三壶新鲜空气。”让人们在莞尔一笑之余，忧虑的是：谁来拯救我们的空气？

雾霾，城市病的集中爆发
    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冬季三个月的雾霾天数主要集中在1、2月份。在39天的雾霾天中，30天集中在了1、2月份。这相当于北京市民每隔一天就要经历一次霾天气。极端恶劣的天气不由使人想到困扰现代社会的“城市病”。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地扩延,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像北京等一线城市，尽管“摊大饼”的城市发展模式一再被诟病，然而“大饼”依然越摊越大。
    一位曾于1992年至1996年在京工作生活了近五年的网友这样写到：1992年的北京北四环还在筹建，三环还才刚刚全面通车，东西三环以外还比较冷清，北面中关村、亚运村人烟稀少，方庄还在筹建，西面五棵松一带还是村庄，沿长安街往西过了翠微路一线西面的高楼就屈指可数了。当时西客站也还在建设中，真正算得上热闹的也还是东西二单，南面前门，北面新街口一带，那时感叹的是建国初期的首都规划者们很有远见，长安街修得那么宽，天安门广场规划得如此之大，显得如此壮观，在那全国都没有几辆车的时代，有如此远见着实不简单。每隔几年到北京一次，根本不能想象它那建设速度，它的变化之快近乎变戏法。四环、五环、六环，城区一下子扩大了数倍！人口似乎也翻了几翻！其十五年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啊！
    对于该网友认为“北京的高速发展，也是全国各地区各城市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从《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报道得到佐证：从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中国城市扩张令人吃惊。排名第一的是河南永城，一个县级市，1990年的建成区面积是0.23平方公里，短短20年发展到18.21平方公里，扩张了20倍以上。排名第二的是浙江慈溪，建成区面积由不到3平方公里变为213平方公里左右。文章提到，中国另有19个城市扩张了10—20倍，66个城市扩张了5—10倍。
    有专家指出，几乎到了“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的地步。决策者们总是在绞尽脑计为疯狂的城市化寻找动力。由于在新城建设的过程中，存在过多地依赖于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资源的投入、发展模式粗放等问题，新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是建立在牺牲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以至于把“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也虽然保护环境也是决策者们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但在一桩桩“城市病”引发的严酷的事实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近乎疯狂的行为反省和悔过？
    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北京城市人口数量屡创新高。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统计，2001年，北京共有常住人口1383.3万人。10年之后，也就是2011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018.6万人。
    就近年来北京市常住人口快速膨胀，北京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于秀琴曾警告说，北京人口一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容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近日指出：“今天人们讨论的城市化，其实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中国曾经在90年代出现过加快城市化，更多的资本集中在大城市，同时因资本龙头要素的作用，带动其它要素也流向大城市，于是乎出现大城市超前发展，但同期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城市病，比如现在的严重污染，特别是大家最近遭受到长时间雾霾的影响，谁都知道这是人口在大城市过量集中所带来的一个代价。”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也直言，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其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随着全国城镇化率超过52%，我国进入了“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对居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
    辜胜阻分析，从范围上看，中国城市病发生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少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部分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空气质量和水质量问题也令人堪忧。“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喝干净水、吸清洁空气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
    据联合国有关报告，包括我国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在内的13个世界大城市均受到大气褐云的严重影响，不利于气候、公众健康和经济发展。而温室气体效应和快速城市化正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今年1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也指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仍有7个位于中国。

城市化、工业化要与自然环境寻求平衡

    雾霾天气是怎么形成的？专家在不同场合都给出了解释。综合来看，首先是主因，即污染物排放，这包括工业粉尘、冬季采暖燃煤以及机动车尾气等。以2010年为例，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都超过2200万吨，位居世界第一，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为1446.1万吨，均远超出环境承载能力。2012年，我国汽车保有量超过1亿辆，汽车尾气排放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其次是诱因，在不利的气候条件下，如大气扩散条件差，污染物排放在低空不断积累。主因加上诱因，极易造成严重污染，出现雾霾天气。专家指出，无论如何，雾霾天气的形成，更重要的还在于内因，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
    中科院一份关于“北京雾霾检出危险有机化合物”的报告特别指出，今年1月京津冀地区的强雾霾事件，是一次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事件，但是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人类污染物排放显然是造成长时间雾霾天气的“主谋”。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中心原主任、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牛凤瑞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分析认为，雾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组成。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主要由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化工业造成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较长时间以发展重化工业为先，再加上大规模城市化和城镇化，需要大量钢材和水泥，这些需求无法通过进口来解决。
    雾是自然，霾是人工。因而持续雾霾其实是工业文明对自然损害程度的直观展示，是对人类将承担的污染后果的现身说法。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秘书长蔡义鸿直言：“中国的许多区域城市正在为此前的混乱无序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粗放的经济增长和唯GDP的政绩观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
    美国《侨报》文章认为，肆虐的大雾不仅打乱了城市的节奏，更给中国城镇化敲响了“发展警钟”。
    的确，在生存环境让人胆颤心惊的同时，经济账的代价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环保部此前发布的一份绿色GDP核算结果表明，从2004年到2009年，环境污染的代价已从5118亿元提高到9701亿元，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这样局面的形成，的确不是人们期望的生活，“‘北京咳’其实仅是北京空气质量下降的一个表象而已，空气污染对健康还会造成其他伤害，如引起皮肤过敏或皮炎、眼结膜炎或造成角膜损伤等等。来到城市本来是为了生活更舒适、更美好。但美好的生活绝不是出门就要戴口罩，住在高楼里担忧‘北京咳’。稳妥、有序地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之路才是正道。”蔡义鸿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出席今年全国两会时说，“相当一部分的GDP发展是以牺牲了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以后都是要还的，代价很大。”钟南山说，要改变把GDP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现在已经到了要认真考虑的时候了。以前还觉得环境问题比较远，只需要兼顾一下，现在不是要兼顾，而是发展到了瓶颈”。
    “当前，应该考虑的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生产的产品较为低端，污染也较为严重。大多国外电子产品和服装产品等的代工厂都在中国，而且许多设备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淘汰掉的。生产鞋子和只穿鞋子对环境的消耗肯定不一样，所以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牛凤瑞说。
    央视财经频道评论员刘戈则认为，相对而言，雾霾的产生和人类生产生活相关度更高一些。但那些完全忽略地形、气候条件，用雾霾否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看法也不科学。北京今年的雾霾天气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而现实情况却是汽车总量增加很少、拥堵并未加剧、城区使用天然气比例显著提高。所以雾霾天气突然增加到底有多少气候原因、到底有多少人为原因也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手段深入研究。

雾霾对城市规划提出挑战

    有观点认为，北京雾霾检出危险有机化合物是城市规划建设“摊大饼”的必然结果，对此，《城市化》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北京海渤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城市化委员会企业家委员邵念强认为：“虽然不同的城市空气中所含PM2.5的成分不同，比如山西可能含的煤的成分多，但像北京，汽车尾气排放一定是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合理的城市规划应该减少人们的出行，可是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睡城的出现、商业中心、工作地点与居住区的分离等等都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量。

    “另外，像伦敦、香港都非常注重公共交通的发展，可是10年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继而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很多人都依赖私家车出行，一个人开车上班的现象很普遍，这些斗无形间加剧了PM2.5的排放。”遗憾的同时，邵念强也表示：“现在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进步。”

    北京希埃希建筑设计院院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孙奇昌却表示，“雾霾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城市‘摊大饼’造成的。但这一现象的形成是我们在规划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不论大中小城市，都一直坚持要做综合性城市的结果。”

    “浏览北美及欧洲的一些城市，往往没有集中的大型工业区，而是充分地满足居民生活和休闲的需要，城市首先就是用来居住的，办公及商务是人们生活组成的一部分，简单地追求GDP,而将生活和生产简单地混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和品质。而且我们有些城市在规划布局中，工业区经常处于城市的上风向，由于风向没有处理好，也常常造成城市空气污染加剧。”鉴于以上分析，孙奇昌直言：“这也在拷问我们：是要GDP ，还是要优良的生活环境？”

     此外，孙奇昌认为，“雾霾的发生还与特大型、中大型城市的发展有关。”他说，一个城市的占地面积能够容纳多少人口、多少机动车，都是能够计算出来的。像北京，短时间内人口和机动车的激增，势必造成城市承载功能不堪重负。这也是为什么要加快建设卫星城，加快人口从中心分流的原因。在他看来，像多伦多，法兰克福都应该是北京认真学习，加以改进的案例。“毕竟，一个城市的容量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无限制增容的结果就是对人们生活品质无限制降低的根本原因。”
 
    北京富达尔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城市及产业规划专家、城市化委员会企业家委员刘世能表示，“摊大饼”只是简单的城市空间规划，它造成了大量的交通堵塞，如果从交通的角度讲，汽车尾气排放确实造成了雾霾。不过，雾霾的成因除了与尾气排放有关外，还与周边工业污染、建筑工地扬尘等有关，也就是说，与城市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有关。

    他建议，从规划的角度，首先，在城市空间上，要分散过于集中的城市中心功能，减少交通流量；其次，要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减少机动车出行。从城市定位、经济角度、产业发展角度以及人力资源等角度看，北京不应搞大量的工业，像大兴，之所以污染比较严重，就是因为发展大量的工业所致。实际上，北京搞工业并没有优势。因此，今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应该说，我们的城市在发展方面往往只注重硬规划，不注重软规划，多数政府官员对此并不十分清楚。”

    也有专家指出，缺乏科学规划的城市建筑布局让污染物扩散的问题更加突出。预留风道，让风裹挟着污染物顺利出城，这是规划常识。眼下，“造城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升温，灰霾会成为规划考量的宜居要素吗？

    光明网评论认为，各地雾霾天气的出现，本质上是环境自净能力达到临界点的提醒。对于城市的治理者和居民而言，它既是对现代生产触碰自然底线的警告、对GDP至上思路的反驳，也是对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检验。

    两会期间，高层领导纷纷就这一热点问题发表看法。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城镇化要建立在产业支撑、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坚持规划指导，不能贪大图快，不能盲目追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3月6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说，“城镇化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而不仅看速度和规模。”他表示，一要搞好城市布局。二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三是在城市群的布局上，要和资源、环境相适应。四是要让现在已经转移的农村人口逐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逐步地提高他们能够享受到的服务水平。

治理雾霾，我们该从何做起？

    雾霾不仅在北京，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乃至全球的天色，都是一根链条上唇亡齿寒的环节。也因此，阿里巴巴董事长兼CEO马云2月22日在亚布力论坛上直言：“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因为北京以往我们呼吁水，呼吁空气，呼吁食品安全的时候，没有人多少相信，因为特权阶层有特供的水，这次没有特供的空气了。”
    对于大气污染给人们带来的潜在危害，钟南山1月份做客《新闻1+1》时指出，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60%，空气污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直言：“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人们可以考虑，可以隔离，可以有各种办法，但是大气的污染、室内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
    香港媒体称，驱之不散的雾霾天气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公共灾难，打响“抗雾救灾”战已经刻不容缓。
    “作为一个气象工作者，我认为我们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比欧美国家难得多，面对的形势也严峻得多。”3月4日全国政协无党派联组讨论会上，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的发言让人们感到解决问题的难度。他解释说，首先因为我国的自然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其次是我们人口众多，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还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发展问题，所以解决雾霾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然而，钟南山认为：“关键是要有决心。雾霾天气的预防和治理是一个全民运动。它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各方面共同的努力。”今年两会，针对灰霾天气和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钟南山建议将环境保护与政绩考核挂钩。尽管英国治霾用了30年，但在钟南山看来，“改变灰霾难度技术上不是很大问题，我绝对相信中国，中国只要下决心干，我看不超过十年就会有明显效果。”
    辜胜阻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需要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激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污染防治体系。
    辜胜阻建议，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如PM2.5）纳入国家约束性指标，完善污染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环境监督体系建设，严格规范企业排污，健全空气和水污染的应对体系。同时，实施空气和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加强交通、能源、建筑施工、市政保洁、水源保护与治理、生活污水处理等重点领域的整治工作，从源头控制污染物；完善空气污染、水污染治理相关法规体系，提高违法成本，用重典治理空气和水污染违法行为。
    深圳市长许勤此间表态说：“我们的发展不是跑百米，而是一个全能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刻，发展不是在某项指标上争第一。以往大家谈发展，往往局限于谈GDP，但在科学发展的坐标下，仅谈GDP是不全面的。不管投入不管排放，就造成了现在的灰霾。”他表示，“最近三年来，我们已经从追求‘深圳速度’转变为追求‘深圳质量’。”许勤举例道，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财政税收总量，到能源消耗，资源消耗以及环保系数，该高的都提高了，该低的也降低了。
    民盟中央提交的一份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提案显示，机动车已经成为PM2.5的重要来源因素。公众对于汽油标准落后于排放标准，质量不达标增加细颗粒物排放也有颇多微词。
    面对众多质疑，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1月31日坦承，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直接责任者之一。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说，欧V推行的具体办法正在研究当中，解决问题包括几个方向：“一是看定价机制怎么样来适应市场需求，二是石油企业提供出更洁净的油品，三是公众也应有环保意识，如减少开车，多乘坐公交工具等。”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的看法是：车企应该控制车内空气质量和尾气排放，并且把尾气排放标准提高到欧美之上。对于雾霾的产生，无论是谁的问题大家都要去解决，首先汽车的问题要解决好，如何让汽车的能量消耗降低、排放降低，实现零排放、低排放、超低排放，这是汽车排放的标准要提高。另外油品应该要跟上汽车降低排放的要求，所以油品标准也需要提高。
    大气治理不能以邻为壑，也无法单打独斗。中科院“大气灰霾溯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跃思强调，对于雾霾天气的治理，相较于某一个地区启动的应急预案，更重要的是区域性的联防联控，“污染物扩散是区域性的，它们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由于受到气象条件和地形的影响，北京的应急预案管得了北京的污染物排放，但是管不住周边区域污染物向北京地区的输送。”
    就这一问题，近日，河北省长张庆伟透露，京津冀正在加紧完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机制，三地将携手应对重雾霾天气。他说，河北省正在采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加强绿化等措施防治大气污染。
    据了解，京津冀大气区域联防联控新机制，包括重大环保项目的统一规划建设机制、区域大气环境联合执法监管和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机制、跨区域污染防治协调处理和会商机制、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区域大气污染预警应急机制等。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认为，实施环首都生态区域联防联控需要建立两个平台：一是科研和数据平台，二是超越行政界线的管理平台，需要足够的行政资源调度能力，才能要求不同省区市按照科研平台提供的建议采取措施，这是单靠某个国家部委难以做到的，需要明确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法规的支持。
    此外，在刚刚过去的第35个植树节，河北称今年将完成义务植树1亿株，全年完成造林绿化420万亩。这被认为是这个在地理位置上环绕首都北京和直辖市天津的省份，在净化环境、应对雾霾天气方面的最新举措。

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概况

    曾经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八大环境灾害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带来的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在西方的前车之鉴下，在不缺技术、不缺人才的当下，雾霾的频发应该引起各界对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高度的警觉！

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 

    1932年12月 咳嗽、呼吸短促、流泪、
   喉痛、恶心、呕吐、胸闷， SO2转化为SO3进入肺部为所致
   数千人发病，死亡60人。 

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 

    1948年10月 咳嗽、喉痛、胸闷、呕吐、
   腹泻。四天内5911人中毒， SO2同烟尘作用生成硫酸盐吸入肺部所致
   死亡400多人。 

伦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 胸闷、咳嗽、喉痛、呕吐，
   5天内4000人中毒死亡， 粉尘中的Fe2O3使SO2转变成硫酸，
   历年共发生12起，死亡近万人。 随着烟尘吸入肺部

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1944年5月持续4天 刺激眼睛、喉、鼻，引起眼病、 
   喉炎。大多数居民患病，共4000 石油工业与汽车尾气产生的氮氧化物
   余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者 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烟雾
   死亡400多人。      

日本水俣病事件 

    1953年 口齿不清、面部痴呆、全身麻木，
   最后精神失常至死亡，患者180多人， 食用含甲基汞的鱼所致
   死亡50多人。 

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 

    1931年至1973年 关节痛开始，最后骨骼软化萎缩，
   自然骨折，患者280人，死亡34人。 食用含镉废水灌溉的镉米和含镉的水所致

日本四日哮喘事件 

    1955年 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
   患者500多人，死亡36人。 有毒重金属微粒及SO2吸入肺部所致

日本米糠油事件 

1968年 眼皮肿、出汗、全身疙瘩，呕心、
(九州等23个县)  呕吐，肺功能下降，患者5000多人， 食用含有多氯联苯的米糠油所致
   死亡1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