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研究到执政实践，有关“城镇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关注点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实习生王玉宁 | 北京报道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再一次提到了要“同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据新华社报道，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是新型四化的必然要求。要顺应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在增强城镇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工在城里安居乐业，使现代农业得到更大发展，实现良性互动。”

　　这应是李克强在2013年两会开幕之后，有关“城镇化”的最新一次表态。正是因为中央高层的一再倡导，“城镇化”一词已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成为各级官员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本刊记者梳理李克强的从政经历发现，从学术研究到执政实践，有关“城镇化”的思考一直是他的关注点之一。

　　“人的城镇化”

　　在此次两会召开之前，舆论已在热议“城镇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的“新型城镇化”，与以往的城镇化有何区别？

　　2013年新年过后不久，李克强到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时，首次明确表示：“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李克强说，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此后，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媒体报道热点。

　　事实上，这不是李克强第一次强调城镇化的目的在于“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2012年11月，他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明确指出：“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

　　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保证粮食安全无疑关系重大。2012年9月7日，李克强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我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李克强除了强调城镇化要以保证粮食安全为基础、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之外，对推进城镇化需要破解的问题也多有具体阐述。

　　2012年4月，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刊文谈及城镇化需要破解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围绕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支撑和生态环保等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上述问题的妥善化解，决定着未来新型城镇化能否成功。

　　对于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李克强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这是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

　　2012年7月，李克强在武汉听取湖北省负责人关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议的汇报时说，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

　　2011年12月15日，李克强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表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化蕴涵的内需潜力巨大。”

　　2010年6月24日，李克强在上海会见市委书记市长“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专题培训班全体学员时表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9年12月，正值我国经济依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考验时，李克强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开拓新空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新动力。

　　硕士论文首提“城市化”

　　据此前新华社发布的“中共高层新阵容”人物特稿介绍，尽管李克强当时已身居要职，仍先后攻读北大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被老师厉以宁编入《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本刊记者翻阅这篇论文发现，李克强分析了我国建国后到70年代末的工业化发展历程后认为，这20多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牺牲农业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这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扩大。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

　　文章进而分析，随着我国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得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呈现出以农村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系统和农业系统、现代工业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

　　在这篇论文中，李克强已经多次提到“城市化”的概念。他分析“城市化”的意义时认为，实现结构转换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在于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如果没有人口不断地较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村工业部门效率低下、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的特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就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

　　随后，李克强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对于“城市化”的分析更进一步：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为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 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因为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和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过大。

　　李克强注意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他写到：“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进的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农业大省”的城镇化冲击

　　1998年6月，在团中央工作15年的李克强调任河南，先后担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一干就是7年。

　　河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传统的“农业大省”。资料显示，当年河南的城镇化率为20.8%，仅高于西藏，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二。据新华社发布的李克强“人物特稿”记录，赴任河南后不久，李克强结合研究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果断地提出了加快城镇化是农业大省跨域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把城镇化作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思想。

　　对于一贯以农业立省的河南来说，城镇化无疑尚属新鲜事物。媒体报道称，这在当时的河南政坛无异于一场强冲击波，首先就是思想认识的更新。为此，李克强亲自组织了一次次调研和座谈会，不厌其烦地讲述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的道理，讲述农业的基础要巩固、要提升，就必须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而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靠城镇化的发展才能实现。

　　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底，在河南省政府召开的小城镇建设工作会议上，李克强致信说，“迫切需要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农村消费与城市消费的进一步连接和统一，从而扩大内需，启动市场，推动经济增长”。

　　2000年底，李克强在亲自主持制定河南省“十五”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为此，他还亲自选定了河南26个中小城市、115个重点镇和中原城市群作为突破口；同时，还就加快推动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行政区划调整等相关配套改革，全面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03年，李克强正式提出“中原崛起”的构想并付诸实践，一时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为河南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和发展前景。与此同时，“中原城市群”伴随着“中原崛起”构想而提出并开始发力。

　　一篇刊登于2003年23期“城市规划通讯”上的文章说，河南省长李克强提出要加快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开封为重要支撑的中原城市群建设，发挥中原城市群在实施“东引西进”战略措施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要在豫南豫北豫东豫西等区域有重点地发展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还要选择若干有潜力、条件好的县城，扶持其加快发展，形成突破县域经济范围的、具有一定区域性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逐步形成符合河南省情的城市体系和城镇化格局。

　　这期间，《河南省“十一五”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念。由此，“中原城市群”开始在全国叫响。200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以中原城市群等为重点，形成支撑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显然，这是中央对河南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肯定。

　　2003年11月，李克强在接受《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介绍，河南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非农业劳动力占到60%以上，城市人口要翻一番，非农劳动力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要倒过来，使河南真正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李克强说，实现中原崛起的基本途径简称为“三化”，即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在谈及推进城镇化的意义时，李克强认为，从河南的实际情况看，只有把大量的农村人口、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三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李克强在河南推进城镇化战略时，认识到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要。这一任务自然落在省会郑州的身上。在李克强的推动下，2001年郑东新区建设正式启动。据有关媒体报道，当时李克强对郑东新区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选址，亲自推动规划工作，亲自布局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重大项目，亲自筹划建设融资。

　　2009年6月，在离开河南4年半后，李克强到河南考察时说，“郑东新区的建设，不仅对全省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也向世人展示了河南的新发展、新形象。洛阳新区、开封新区的发展也欣欣向荣。城市新区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河南这样一个近1亿人口的农业大省，通过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

　　如今，河南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大省”，2012年底城镇化率达到42.4%，2000年以来，年均提高1.57个百分点。

　　提高辽宁的县域城市化水平

　　2004年底，李克强调任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出任省委书记。

　　与河南不同，因为工业化的良好基础，辽宁省早就有着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李文发表于2007年6月的一篇论文《辽宁农村城镇化发展思路研究》记载，早在1990年，辽宁省城镇化率就达到50.56%。

　　不过，辽宁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当时正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境地，大量国企破产，工人下岗。上述论文记载，在李克强赴任辽宁前的2003年底，辽宁的城镇化率仍为55%，13年间增长了不到5个百分点。

　　面对国企破产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很多百姓生活在棚户区的窘境，李克强到任不久即开始关注棚户区改造工作，他广为人知的“万事民为先”的执政理念，也在棚户区改造工作中突出体现。

　　在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李克强也强调城镇化对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稍有区别的是，与河南缺乏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同，辽宁城镇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

　　2006年3月，李克强在辽宁省法库县等地考察时，提出要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李克强提出的具体方针是：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使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要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依据比较优势确定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建设县域工业园区，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聚集效应和专业特色；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力培育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积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人口、生产要素集聚，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

　　这年10月，中共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克强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中心镇，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不断壮大县城和小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地方优势和特色的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完善城镇功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作用。

　　与此同时，李克强在推动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经济区等工作上，也为辽宁的城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在2007年秋天，李克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辽宁省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成为全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省份。

　　李克强：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 新任总理记者会全观察

　　李克强是怎样的改革者？作为出生于新中国、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政治家，作为总理，他的改革态度、改革思路、改革决心，关系着中国水深流急的改革未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卢垚 | 北京报道

　　“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沉重的语言，沉稳的神情，沉着的手势，从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传遍全球。

　　掌舵中国经济大船的李克强，是怎样的改革者？

　　如果说十八大刚刚落幕后，他对于“改革是最大红利”的表述是“向外界释放改革信号”，那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作为新任总理在世界面前亮相的他，显然将改革思路进一步聚焦---民富优先、放权市场。

　　107分钟，11次提问，媒体给新总理计数：29次提到“改革”。而一直坦诚微笑着的李克强则未必刻意为之。他更强调“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他如同宣誓一般地郑重承诺：要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而非“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李克强聚焦于经济领域，议程更加具体，态度更为现实，他强调了自己最关注的主题之一：推进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

　　在桌子未铺台布、不见鲜花绿植的记者会现场，李克强在开场白中誓言要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他治下的政府将敬畏法律、敬重人民，敢于担当、勇于作为。

　　语速快、手势多，反应敏锐，笑谈质疑，句句到位，理性果断，还不时与记者幽默互动---新总理首次亮相两会记者会的表现，被诸多媒体详尽描写。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李克强用朴实无华却直指问题核心的专业回应，向外界宣示他领导的政府将务实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难题。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

　　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要使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网底不破”；

　　这些浅显生动的表述，既为公众所乐见，更将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意志和路径直白呈现。

　　中共中央党校周为民教授对本刊记者分析说，中国改革走过30多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真心诚意地坚持富民目标，二是遵从市场经济的逻辑。新一届领导层方向感清晰，提出的改革大思路正与此吻合，对党内外强烈的改革期待做出了坚决、鲜明的回应。

　　“它是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停步的改革”

　　改革进入“啃骨头”、“险滩”阶段，社会早有共识。人们期待着新总理拿出一套振奋人心的举措。

　　总理的回答让人看到了睿智、务实的抉择。

　　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这必然需要以“改革的升级版”来支撑。

　　在出席不同领域的改革研讨会议时，李克强曾反复提及改革的最终目的---让广大人民受益，“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受益”。

　　“富民”，被认为是30多年前中国于艰困危局中选择改革的初衷，也是最具动员力量的改革目标。分析认为，任何偏离这一总目标的改革，都会出现对改革支持度的降低。

　　周为民说，过去有些举措让外界感到像是从政府财政目的出发，或是甩包袱，或是集中于一味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措施对实现富民目标尚有距离，导致积累了一些问题与不满。“民富然后国富，社会强然后国强，离开了民富的国富是没有根基的。”

　　他认为，李克强总理讲“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再次明确了改革的富民目标---从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的角度考虑改革措施，通过改革为民众自主创造、积累、支配财富提供条件。

　　“过去几年我们讲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样讲很好，但是还不够，经济建设首先就要突出改善民生这个重点，而不止是社会建设的问题。”周为民说，如果经济建设只强调GDP，就是总理讲的“换取了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

　　“我们要通过公平竞争，让权利、机会、规则平等，让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合法努力获得应有的收益。”李克强在提出“改革红利”的那次会议上，为经济建设中的富民路线图勾画轮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一俟民众能沿着上述路线图自由创造财富，政府的保障重点就更简明而清晰，如李克强面对记者所言：补齐短板，“兜住网底”。

　　2012年12月，李克强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时，回忆起自己的“村官”经历：“我曾经做过农民，也当过村长。在中国改革之前，中国的农民几乎没有决定自己生产什么、向市场提供什么的自由。”“我当村长的时候，每天早上要指挥每一个生产队甚至是每一个农民，你干什么、他干什么。现在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没这个权力。”

　　他告诉卡特，不能仅仅看到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要看到中国在“尊重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方面取得的内在成就。

　　而这种归于人民、归于人心的“内在成就”，正是李克强一再强调的“改革红利”的核心本质。

　　与强调人民利益并列，市场化是李克强改革思路的另一翼。他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要推进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使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给社会腾出更多流动空间，因为“市场力量是行政力量难以替代的”。

　　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更是直陈要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周为民分析说，富民优先和遵从市场逻辑，这两点是统一的。“所谓市场经济无非就是民众自主的经济，就是民众自主创造财富的过程。”深化市场化改革，关键就是要为民间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足够的条件。

　　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目前备受诟病的垄断壁垒、收入差距鸿沟、就学就医住房难等问题，主流的意见是病灶不在于市场机制，而在于很多非市场的因素、反市场的因素。市场经济反对特权，如马克思所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行政权力、垄断、特权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仍在相当程度上起作用，寻租腐败因此而生。

　　李克强对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坚持，被评价为切中肯綮。

　　他曾经说，中国改革是渐进式的、累积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踟蹰不前，绕着矛盾走。

　　而改革走入深水区，那些之前未有触及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那些“硬骨头”，已经避无可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新一届领导层操盘的改革，称为“3.0版”。

　　很少感性表达的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及自己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被大学录取的消息，从此与亿万人一起，在改革开放中经历命运转折。

　　起于陇亩，对于改革的民富初衷有切身感受；多年研习经济，加之执政实践，对于市场化路径也深有感悟。由此，评论对于李克强坚持民富优先、遵从市场逻辑的改革大思路，表达了乐观与信心，期待他主掌的行政体系，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的基本精神，并贯彻到底。

　　“它是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停步的改革。”对于中国的改革现实，李克强曾这样说。

　　“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

　　一句“壮士断腕”、“说到做到”，让人顿感一位大国总理的果敢和勇气。

　　如果列举李克强记者会上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数字，行政审批事项的削减额度必居其一。新总理承诺，国务院各部门目前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本届政府将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启动已十余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形容为“虎口拔牙”。

　　2002年时，新华社消息说，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步统计，国务院各部门共清理出审批项目4159项。其后，到10年后的2012年，六批共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016项，调整超过440项。

　　2012年10月，《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中，“两个凡是”被广泛传播：“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十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名称上将“机构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并列，这种异于以往的提法引起分析者关注。

　　如李克强所言，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抓手，“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转变职能不是“物理整合”，而是一种“化学反应”，须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此前李克强曾说，问题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不仅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可能是十倍、二十倍。而这种突破口也有规律可循，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他说。

　　官方数据显示，行政审批取消调整比例已达69.3%，但李克强在调研中深深体会到社会感受仍是“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他直言群众“恼火得很”。

　　这是因为经过大量削减之后，剩下的都是相对含金量更高、改革难度更大的权力，比如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放开竞争、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等。

　　一边是大力削减，另一边是约束乏力的增量。2003年颁布行政许可法时，对行政许可行为作过梳理，找到诸如许可、审批、核准、备案、登记等90多个名称。但行政许可法出台不久，就出现了“非许可审批”、“备案制”、“核准制”等提法。对于增量部分，尚无专门的控制机制。

　　李克强下决心要面对的，正是所有行政审批手续中最后沉淀下来的含金量较高的部分，同时，也面临如何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的问题。

　　据其他国家经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能见实效，则能促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对拉动GDP会有直接且显著的效果。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和倒逼机制，也使这一“虎口拔牙”之举成为“自古华山一条路”。

　　面对舍此别无他途的政府职能转变，李克强对于其艰难有思想准备，对于可能遭逢的阻滞也有警觉：“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越是艰难的改革，越是需要操盘者以公信力获得民众的支持。

　　在新总理的记者会上，李克强决心以“简朴政府”取信于民，并就此与公众“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

　　他同时向地方政府喊话：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李克强提到1~2月份的财政报告，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只有1.6%，他提醒各级政府，“紧日子”已劈面而来：“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大可能了。”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20余年保持两位数增速，高点曾达25%。而在可见的将来，随着经济大势的变化，财税体制的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被认为更现实。而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因此政府开支必然削减。

　　媒体评论说，李克强的“约法三章”是一份“通往民心的契约”。再过一段时间，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将向人大作相关报告，能否做到“约法三章”将一目了然，对那些不能兑现承诺的政府部门，希望问责能跟上。

　　不仅拉动内需，更要拉动改革

　　高回报往往意味着高风险。中国经济事务的操盘手，他带给国民哪些信心？他的自信又源自哪里？

　　新总理记者会上回答的11个问题中，新华社记者关于“城镇化”的提问被公评质量最高：政府主动力推是否有违市场化规律？失地农民会否成为城市贫民？

　　对于城镇化，批评和质疑从未停歇：会不会“城镇神化”？是否变成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出现新的圈地运动，重走投资驱动的老路？会不会造成农村空心、城市糟心？农民的土地会不会被“掠夺”？城市化是结果还是政策手段？政府干预是否适当？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求学生涯即对城市化问题有专门研究、力倡新型城镇化的李克强说，这些议论我大都听到了，也很关注。

　　面对疑虑，李克强继续强调富民与市场化改革思路：其一，城镇化的直接作用是富裕农民、造福人民；其二，城镇化将带动系统化的改革。

　　回溯李克强早年的学术研究及在地方和中央的执政实践，城镇化被视作弥合中国城乡二元对立、解决三农问题、避免拉美道路的现实选择。而当中国改革行至此时，城镇化则具备了李克强所说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特征。

　　有分析者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实施改革的总抓手、主命题。这一大手笔，不仅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更将拉动硬碰硬的制度改革。

　　常年跟踪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郑永年说，此前以简单城市扩张、圈地为特征的城市化，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少谈甚至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不是通过体制改革获取红利，而是通过城市发展获取红利；既不关心农村人口如何有效整合进城市，也不关心农村居民生活的改善。单方面的城市化必然会导致无穷的问题，一些地方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化，后患无穷。

　　新型城镇化之“新”，正是在以上“被城市化”和“城市病”的背景中凸显。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撰文分析说，城镇化只能说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而不是内需所在，要想从内需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必须借助改革。城镇化的内需潜力，必须与制度改革的红利叠加，才可能焕发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动力。

　　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必然要在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方面寻求改革突破。

　　易鹏预期，这两方面改革将带动更多配套改革：

　　农民要转化为市民分享均等的公共服务，需要大量资金，而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占比，必然影响政府财政收入，此消彼长，可能加速现有财税税种设置的改革，加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机制的改革，也会加速国有资产新一轮股份化改革，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改革力度。

　　要实现城镇化中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不让资源只聚集于北、上、广，建设更多城市群，则需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如要推动产业对城镇化的支撑作用，必定会鼓励更多人创业，则需敞开民营经济进入领域等等。

　　目前，这些预期中的改革已现端倪，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要敢于直面城乡、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直面8亿多农民和5亿市民之间的涉及人口最多的城乡差距，逐步使其缩小。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渐实现医疗、养老保险异地报销、异地接续，以便于劳动力流动。

　　他特别提到了“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表示将逐步提高高等院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

　　对于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李克强在记者会上也有表述。而此前，在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他也谈及相关问题。

　　中国有中小企业100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95%以上，创造了全国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听到参与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全部实现了减负，减税幅度平均达到40%，李克强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既需要“顶天立地”的具有支柱作用的大企业，也需要“铺天盖地”的富有增长活力的中小企业。

　　在另一次会议上，他鼓励各地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投资。“已经规划好的项目，总量把握好，有些就可以让地方自己决定。同时，在投资过程中，既要公开招投标，也要引入民营资本。”

　　“现在看来，民营投资受到的约束仍然很大。如果把这些所谓的‘弹簧门’卸掉，把‘玻璃门’打碎，那投资的潜力还是相当巨大的。”李克强说。

　　主政辽宁时李克强曾表示“砸锅卖铁”也要推行的棚户区改造，如今也成为城镇化棋局中的重要一步。“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李克强表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1000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解决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并降低城镇化的门槛。
　　此前有专家分析，只重圈地的城市化，对于农村和农业的忽视隐患极大。李克强特别谈到，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李克强多次表示要促进社会公正，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这个“明规则”，被评论者解读为法制。

　　法律专业出身者众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对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多有申明。这一点，被认为给新政风带来长足的底气。

　　作为出生于新中国、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一代政治家，李克强的改革态度、改革思路、改革决心，关系着中国水深流急的改革未来；作为“破解复杂问题的高手”，李克强睿智的分析、务实的选择、自信的魄力，激励着各界对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对于他多次宣示的富民优先和遵从市场规律的大思路，人们期待各级政府应随之拿出更多实际举措，因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