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中之重，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了农民、土地、产业等与城镇化相关的领域。但一个现实问题是，作为一项未来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挖掘最大潜力的系统性工程，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幅自己对未来城镇化蓝图的描绘。究竟该去如何绘就这幅蓝图，落点河北，我们的城镇化路径又该如何选择？

　　微视角:

    张红军进城

　　今年已经30岁的张红军读完大专后在城市里飘了几年，没有找到合适自己的出路，便毅然回到了老家。老家承德市宽城县最近两年在河北省的县域经济发展中一直名列前茅，就业机会和商机并不匮乏。张红军的父亲有建材生意，儿子能够回来，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如果按照农村的人生轨迹，二十几岁，家境一般的男人，盖房、娶妻、生子、种地或者继承父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按照张红军父亲的说法，“书读了之后没什么用，心还收不回来了。”

　　对于土地，张红军没有什么感情。在山区每口人几分山地、几棵果树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而每年春秋的种地、秋收更是被他视为一件大麻烦事。“种点玉米，总共也收不了多少，卖也卖不了几块钱，有什么意义？”

　　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张红军喜欢上网，回到老家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装了宽带；喜欢手机，市面上出一款新手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换一部。

　　去年，在家待了两年之后，张红军感觉再也无法适应农村的单调生活。父亲支持他买了车，他每天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以办事的名义到周边的唐山、秦皇岛和承德闲逛。过年的时候，几个人甚至专门开车好几个小时，到秦皇岛买了海鲜带回来。

　　“必须要进城。”张红军铁了心，对于他来说，进城最好的选择就是搬到30公里以外的县城里，买楼房、过城市人的生活。张红军的父亲对此十分反对，家里的新房刚刚盖好没有两年，为什么还要到县城买房？况且县城的房子，也卖到了3000多元一平方米，买一套楼房，家里十几年的积蓄都得掏空了。

　　“儿大不由爷”，今年年初，张红军的儿子出生，以“孩子不能再当农民”为由，张红军在县城花了40多万元买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楼房，装修完了便欣喜地入住了。

　　不过他的城市生活并不纯粹，几乎每隔两三天，他就要开车回到村里转一转，看看父母，照顾一下在镇上的建材生意，三地的奔波虽然耗时巨大，但让张红军依然乐此不疲。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可以不要农民身份，但是家里的房子、土地和生意将来怎么办，你不能带走，留在那儿又没什么用。”张红军告诉记者，对于电视上报的城镇化，他最关心的是户口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的流转政策，“如果土地和宅基地都能卖了，肯定要卖掉，生意也可以不再做了，大不了在县城重新支起一摊儿了，总有办法。”

　　小刘回家

　　和张红军一意孤行非要进城恰恰相反，廊坊永清县的小刘，则选择逃离了城市，回到自己的老家。

　　虽然年岁不大，但对于廊坊永清北辛溜乡的小刘而言，几年在外打工的经历，让他感觉自己既属于乡村，也属于城市；同时，他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始终在路上，周而复始。小刘的父亲年岁大了，也在附近的北京打打工，今年春节接回老父亲，小刘觉得不到60岁的父亲显得过于苍老了。“过年期间遇到两件事，让我决定不想再出去打工了。”小刘告诉记者，一是看到电视上有一则新闻，说的是留守在家的孩子，通过视频和在外打工的父母对话，爸爸妈妈都不能回来过年了，“看孩子哭得我心里难受，我就想，为啥非得要到外面去打工呢？”

　　还有一件事是，小刘遇到了一个发小，在家搞大棚，参加了农业合作社，现在每天往北京供应蔬菜，日子过得不赖，跟小刘同龄，但早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现在家里四代同堂、其乐融融。“他跟我说，你别出去干活了，累得够呛，挣不了几个钱，遇到黑心老板还被欠点薪啥的。关键是父母年纪大了，总不能让老两口一直独自在家吧。”小刘觉得，这两件事实在太“虐心”，人活一辈子，最终还不是为了老人和孩子，如果连他们都照顾不了，自己外出打工究竟图的是什么呢？

　　让小刘苦恼的是，除了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的经历，自己并没有一技之长，现在廊坊很多地方企业也缺人，不过大都需要技术工，“一个技术工月薪也能到3000元左右，工资并不比在大城市打工少多少。”

　　对于干农活，小刘并不犯愁，“比起工地上搬砖搅拌水泥轻松多了。”经过春节期间一番思想斗争和“广泛”的调研，小刘已决定今年不再外出打工，春节一过就准备起了蔬菜大棚的事情，“这两天挺忙，正准备跟一合作社谈合作，有他们保底，争取大棚第一年不亏钱就行。”

　　看河北:

　　京津冀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应统筹考虑

　　新城镇化包括现有城市的扩容和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张红军和小刘这“一出一进”，实际上恰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几个焦点问题的体现。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增强城镇产业支撑能力、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等，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土地、户籍、产业、机制等操作层面的问题，率先引发了广泛讨论。

　　具体到河北，全国政协委员、保定市政协副主席许皞认为，京津冀地区有十几座大中城市，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目前的规模和人口数量已经超过所处生物气候带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市过大的众多弊病(如人口过剩、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资源紧缺等)逐渐显现。这些城市已经积淀了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的厚重底盘，仅靠这几个城市担负起该地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城镇化任务难度很大。如果将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融为一体统筹考虑，在大城市周边强化小城镇体系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众多压力，充分发挥小城镇特有土地资源优势、生态调剂等功能和作用，形成城乡互补、相得益彰、生态宜居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格局，更能有效地促进该地区城镇化由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许皞委员建议，在以往城镇骨架体系规划的基础上，应制定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相互贯通的政策，提高小城镇体系建设在该地区的地位，强化小城镇的功能和作用，探索大中城市与小城镇结对子等联动机制，将大中城市的一些事物向小城镇分散转移，一方面能助推大中城市对小城镇的现代化辐射，加快该地区城镇化步伐；另一方面能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化解大中城市一些弊病。

　　而在机制方面，可成立京津冀城市—城镇建设联席领导小组和专家组，站在区域协调共进的层面，对城镇规划、发展动态和发展方向实行及时协商、论证和指导，随时纠偏和正向调整。

　　推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府副省长秦博勇提出，在城乡统筹发展促进中，农业产业化及其龙头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秦博勇委员表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十几年前开始起步，取得了较快发展，到2011年底，河北省龙头企业数量达到5285个，其中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46个，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54个。

　　由于植根于弱势行业农业，且起步发展较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实力在近些年随着社会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才得到了较快的壮大。到2011年，河北省龙头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达到了1227亿元，企均2321万元；龙头企业销售总收入达到3306亿元，其中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479个，10亿元以上的45个，100亿元以上的3个，全省龙头企业实现净利润293.8亿元。

　　龙头企业虽然在带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与国际农业产业化发达国家及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大多数龙头企业都是从事农产品加工企业，其中从事初加工的较多，而深加工、精加工企业较少，农业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而且从农业龙头企业实力来看，固定资产总值偏少，销售收入过亿元以及十亿元以上的大企业所占比重偏低。

　　此外，由于大多数企业无法监控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加上一些农户不具备必要的信用和法律知识，企业和农户之间只是一种松散或半松散的衔接。

　　为此，秦博勇委员建议，加快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同时，深化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为实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做贡献。首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做工业反哺农业的排头兵。推广“合同、合作、股份”等各类型的利益联结模式，总结先进典型，不断创新完善组织经营模式，鼓励龙头企业采取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形式，将加工、销售环节的部分利益让给农户，让更多的农户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增收致富。

　　其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做农户利益的维护者。要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协会，发展一批农业经纪人队伍，创新完善农业农村的生产关系，达到深层次融合，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良性经营模式，真正形成企农利益共同体。

　　再次，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做农户生产的主心骨。龙头企业要利用自己技术、资金、市场等优势，无偿或低价为农户提供各种农业生产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降低农户生产经营方面的风险，保障农民的利益，并尽量吸纳农户在产业链各环节就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大棋局

　　土地、户籍改革将推进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首场提案办理协商会举行。围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一主题，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农业部等八部委对委员们的提案积极回应，并承诺做好办理工作，协力推动城镇化健康有序进行。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就委员们提出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作出回应，一是在产权关系中，针对现实中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容易受到伤害的状况，在政策制定中要重点强化对农民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二是关于土地流转的问题。陈晓华说，土地流转的政策是明确的，主要是资金不到位，全国已经有21.5%的土地进行了流转，总体是平稳的，当前紧要解决的问题是，工商资本加入流转以后如何防范对农民利益的伤害和经营行为的非农化，如何设置准入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农业部已经安排了试点，探索相关办法。三是土地纠纷的调解，去年基层出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50多万起，凡是建立仲裁机构的地方，都能很好地进行调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当前的关键是尽快建立起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调解体系。

　　对于委员们普遍关心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包括土地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管理、医疗卫生等在内的重点领域改革，积极参与国务院《城镇化发展规划》的制定，并将按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安排，配置制定户籍制度改革规划和实施意见。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首场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表示，国家发改委在调研的基础上正在抓紧编制《城镇化发展规划》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以一个规划和一个政策意见指导城镇化工作。根据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落户问题，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廉租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增强产业支撑能力，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加快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积极推进城市群的建设，通过综合交通网络连接，实现大中小城市互动，特别是增强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功能；四是坚持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发展，提高城镇土地、水等资源利用效率；五是创新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包括人口、土地、行政管理和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逐步消除制度障碍，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此外，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从优化调整行政区划、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做好农民工维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作出回应。

　　原声带

　　针对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客观现实，增强农村金融对新型城镇化适应性，提高农村金融对新型城镇化服务能力，不仅需要在总体上加大农村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还需要做好调整金融机构布局、创新金融服务工具，完善金融制度等方面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府副省长秦博勇建议发展农村金融助推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要保护农民的利益。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大量征用农用土地实现的。当前很多地方，城镇化被简化为让农民上楼，结果许多农民“被上楼”。征地与用地的双轨制，使农民利益受到隐形侵害，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别，使农民利益受到公开伤害，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使失地农民生活水准降低，就业培训跟不上，使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突出，失地农民“拆迁易、入住难”。城镇化的核心是要让农民真正进城，是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而不是钢筋水泥空盒快速扩张及房价快速飙升的城镇化。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贵宝建言要警惕过度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冷思考

　　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唐山市政协副主席沈瑾

　　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

　　燕赵都市报：今年很多委员都在关注城镇化，您对城镇化有什么样的看法？

　　沈瑾委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城镇化的表述非常准确，比如“要遵循客观规律、控制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规模、保持乡村风貌”。建设城乡融合、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已成为重要战略抉择。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大方向是对的。也赞同中央关于“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的基本判断。

　　燕赵都市报：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来说，什么是“客观规律”？

　　沈瑾委员：举个例子，一栋楼房的建筑周期是一年，你非要半年之内就完成了，这在没有大的技术进步的前提是，就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宏观政策把握上，并非城镇化率越快越好、越高越好。

　　人多资源少的大国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作为大国，由于国土面积辽阔，高度城镇化地区必然要被低度城镇化地区所抵消和平均化，其本身就决定了城镇化率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农业发展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那种大规模机械化、大量农民破产的道路，城镇化率也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城镇化率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否则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切忌在城镇化发展上出现有速度、无质量的局面，切忌形成新一轮“大跃进”的城镇化。

　　对于城镇化的推进需要冷静思考

　　燕赵都市报：目前政府、企业和民众似乎都对城镇化充满热情，您赞同吗？

　　沈瑾委员：这说明城镇化确实是带动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抓手，也说明大家在推动城镇化发展商正在达成共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热情是好的，不过在推动这样一个巨大的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工程之前，大家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

　　燕赵都市报：进行哪些思考？

　　沈瑾委员：目前，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而城市化模式一旦形成之后很难改变，影响也是长期的，最终会涉及到城乡、区域之间资源的配置和产业、人口、空间的布局。目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存在争议，这是一个好事情。对于事关全局的决策应非常慎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全面研究到底什么是“新型城镇化”？

　　燕赵都市报：以往城镇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经验？

　　沈瑾委员：回顾以往30年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基本是“政府行政主导的城镇化”，而非“专家、公众社会合力形成的城镇化”。地方政府以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办法来实现城镇化，政府用大量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资金支撑起来的城市化是无法支撑、可持续的。行政主导的城镇化的另一具体后果就是“重城市化的物理外观，轻权利的制度安排”。最终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这种人类城市史上的反常现象。不仅原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城市病”没有解决好，而且中国城市缺乏特色，各地的城市风貌都差不多，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比较单调，缺乏多样性，也不够人文，缺少特色的地方文化。虚有城镇化之表，没有城镇化之实，这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城镇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因果关系。

　　住宅产业化是个好抓手

　　燕赵都市报：在强化城镇化过程中产业支撑的探讨中，有观点提出发展集约农业，有的建议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沈瑾委员：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四化”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契机。比如，农业现代化促进城镇化，信息技术提升城市的发展水平，城镇化带动新型工业化。

　　燕赵都市报：有没有一个突破口？

　　沈瑾委员：建议国家下大力气转变住宅发展方式，大力推进住宅产业化，实现住宅产业由传统建筑业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变，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燕赵都市报：为什么选择住宅产业化作为突破，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沈瑾委员：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房屋建筑面积将新增280亿-300亿平方米，其中住宅约为175亿平方米。这是前提。

　　燕赵都市报：这跟城镇化建设重蹈房地产化有关系吗？

　　沈瑾委员：完全是两个概念。什么是住宅产业化？简单地说，是实现住宅设计的标准化、部品部(构)件生产的工厂化、现场施工的装配化和土建装修的一体化，实现“像装配汽车一样造房子”。

　　推广住宅产业化，实际上解决的不仅是节能降耗、推动技术创新和满足住宅消费的问题，作为一个产业链，它可以带动相关的投资，吸纳就业。我们强调的是它的产业属性。

　　燕赵都市报：住宅产业化是一个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产业吗？

　　沈瑾委员：也不一定，但是从经验来看，人口密集、资源稀少的地区是有必要推动的。比如，日本和新加坡的住宅产业化就非常发达。未来的城镇化建设，一定要基于人口多、资源少的前提来谋划，因此我们国家的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都有推广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