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后”农民工的打工路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家在河南省周口市南徐村的徐永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打工。1999年年初，19岁的徐永通过朋友介绍来到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做了一名协警，这个1980年出生的“80后”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反扒。

　　刚开始工作，徐永感到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管吃管住，每月还有500元的收入。工作中，徐永曾因抓获小偷而得到过奖励，可一段时间之后，年青的徐永渐渐感到迷茫。“一是觉得这份工作的目的不对，很多小偷都是重复当扒手，抓住后罚点钱就放了，回去接着偷；二是感到做这工作是吃青春饭，没有前途，我们始终介入不到上一个层面事。”

　　1999年年底，徐永辞去了工作，回老家结了婚。虽然有了自己的家，但这并不能禁锢住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家里四口人就三亩二分地，只能出去打工挣钱，而且农村生活太单调，不像城市里这么繁华。”徐永说，“虽说在外边打工苦点，但还是比家里好，家里杂事多，操心多，种地太累。在外面打工，下班后还可以歇着。”

　　结婚四个月后，徐永还是决定外出打工，而这次他选择了先到技工学校学习缝纫技术。可是交完学费后，仅在学校培训了半个月，徐永和其他学员就被“分配”到江苏省丹阳市一家服装厂打工。

　　“因为在技校没学到什么技术，到了工厂人家还要再培训，所以工资很低，还特别累。”徐永在这家服装厂打工半年后，带着学到的技术和总计400多元工资再一次来到了北京。这之后的七年里，徐永做过缝纫工，安装过铝材门窗，切割过石英石；睡过地下通道、建筑工地；看到过工友因安全防护不当而高空坠亡；遭受过职业中介的欺骗；感受过旁人的白眼。同时，各类的工作也让徐永掌握了缝纫、木工、焊工、漆工等多门技术，用他的话讲：“都是眼见的活，一干就会。”

　　徐永认为切割、制作石英石产生的粉尘对身体损害较大，于是在2008年，他换到一家展览器具制作厂打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劳动力需求降低，徐永的这份工作按工时计算，工作一天给80元钱。徐永认为，现在的情况这份工资还可以，更主要的是“老板说话还算客气，没有让我感到太压抑”。

　　其实，展览器具厂的工作还是对徐永的身体有损害。“现在我们工厂的粉尘、甲醛的浓度也是比较高的，恐怕以后会得肺病。我自己花1.5元买了个口罩戴上，虽然甲醛避不了，但对嗓子多少好一点。”徐永说，“现在时而出现幻听，想深度睡眠也很难，总是迷迷糊糊地睡。有时候咳嗽，吐出的口水里有灰。”

　　作为一个“80后”的年轻人，徐永也清楚一些工作会对身体产生损害，也只知道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能够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在农民工目前所处的社会境况下，他们不得不从事高污染、高危险的工作，不得不住在离工作地有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城郊结合部的棚户区。

　　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更强，他们认识到自身的权利需要自己去维护。徐永希望通过媒体告诉工友们：“在平时工作中要留下一些证据，比如工资条、进场证等，最好每天能记个工表，这样一旦发生劳动纠纷就好解决了，一些公益机构也好介入。”

　　2010年春节前，徐永辞去了展览器具厂的工作，与几个朋友合伙做一些绿植生意。“我外出打工这么多年来还没有签过一份劳动合同，过完年再打工，最起码也要签个协议，如果发生事故也好讨个说法。现在很多打工者是被动的，劳动监管部门也是被动的，你不告它不究，你去举报又没证据。”徐永说。

　　双重边缘化

　　与徐永有类似打工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很多，目前他们在外出打工的1亿5000万农民工里占到60%，人数约达1亿。他们手上没有久握农具留下的老茧，有的甚至已经不会种地；他们不用背负生活的重担；他们听着MP4，聊着手机QQ，习惯了城市生活，很难再回到依赖土地的劳作生活。

　　比起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因而在利益祈求上存在重大差异。他们大多数从事着现代工商业活动，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有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7%的农民工有技术，75%的农民工有要求进行技能培训的欲望，仅有8%的农民工没有考虑过。

　　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具有农村居民身份，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也正是因为自身劳动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荡秋千”式的打工方式，就业很不稳定。可就算工作没有保障，“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

　　对土地缺乏依恋和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让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老家种地，出来打工已经不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而成为一种必然的人生。他们甚至厌恶有“农”字的称呼，认为自己就是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们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并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福利待遇，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入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于是，他们处在了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新生代农民工为何很难融入城市生活，为何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为何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我们过去较多地强调户籍的藩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收入明显提高，但分解到每个农民工的个体消费仍然十分有限。以农民工大省广东为例，目前广东省农民工月平均生活消费大约在500—800元之间。住宿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每月将近用去工资的50%；而其中，租房费用大概要耗掉工资的1/5，拖家带口的农民工在城市租一套房，费用则至少花费一个农民工收入的30%—40%。

　　在城乡二元制度的背景下，城市中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业已形成。在这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差是巨大的。同时，在由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几乎是全国统一的。相对于城市的高昂生活费用来说，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距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以逾越的门槛，出台新的政，策缩小两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将是新生代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实质。

　　新生代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

　　提案概要：新生代农民工既无法退回农村，也没能融入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于是，他们处在了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1、以产业一体化为手段，消除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民工群体劳动力的价格。

　　2、实行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办法，综合考虑流动人口在城镇当地的情况进行积分登记，累积达到一定积分额度即可申请享受相应水平的公共服务。

　　3、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吸纳农村人口加快向小城镇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