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52.6%：城镇化不等于“造城”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5年，我国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5年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城镇化速度确实很快，但实际上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并且这个35%是不是真实的，还需要再把关，现在，我们必须要重点提高人口城镇化。”迟福林认为，相比52.6%的规模城镇化率，人口的城镇化率更为重要。

　　所谓人口城镇化，就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或乡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从而变乡村人口为城镇人口，使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城市生活方式全面普及的一种状态，也称为人口城市化。

　　此前，迟福林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和国际社会有共同之处，都要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城镇化一定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能像拉美过快城镇化，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患上“拉美病”；也不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民工进城多年却无法融入城市。

　　“尽管我国城镇化速度比较快，但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现实。”迟福林说。他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必须认识到城镇化在我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特殊重要性。

　　“人口城镇化承载着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在他看来，强调人口城镇化，就是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载体、条件和基础。“为什么我们的服务业总是在40%左右徘徊？就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人口城镇化承载着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责任。通过测算他认为，未来10年左右，我国的投资和消费大概有百万亿的需求，这将决定未来10年我国7%—8%的中速增长，而这样的增长趋势主要靠人口城镇化来推动。

　　“人口城镇化决定着未来城镇一体化的前景。”他认为，到今天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应用城镇化来拉动新农村建设。脱离城镇化，仅就新农村搞新农村，效益不好，甚至还容易失败。

　　在他看来，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下一步城镇化的目标和重点，甚至出发点、落脚点。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核心问题就是规模城镇化下如何实现人口城镇化的转型。

　　跨越15%：体制创新要先行

　　怎么才能实现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升级？

　　“城镇化是一个目标，但是最重要的是国家战略规划。”他认为现在突出的矛盾在于制度变革，“现在城镇化中的很多问题，都在于体制机制创新远远滞后于城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

　　“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有条件的地区，政府把农民工市民化这件事情做得快一点，做得好一点。比如说，首先针对长三角、珠三角农民工市民化做一个规划，如果这件事情突破了，每年人口城镇化提升两个百分点是可以实现的。”迟福林希望，“尽快出台国家城镇化规划，鼓励有条件地方先行先试。”

　　“关于农村土地，我提了一个提案，我希望提案委员会能够重视，建议农村土地使用权物权化。”他回忆，1998年，农村土地立法的时候，就曾经考虑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写进法律。到现在1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破题。

　　所谓土地确权是保证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是物权而不是债权。“要解决这个问题，物权法要做适当修改。”他认为要从法律层面作出调整，为土地确权扫除法律障碍。

　　“有很多几万人的城镇，它实际上不是城镇，它是乡镇。”

　　在迟福林看来，造成人口城镇化率不高的体制机制核心问题在于以行政化的方式推进城镇化。“我们是按照行政化的思路来发展城市，所以行政化的特点十分突出，但是，政府主导不代表城市都要行政化，城市就是城市，小城市就是小城市”。

　　如何解决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协调”，他认为，城镇化涉及到户籍、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更需要综合协调，建立高层次的、综合的协调机构。

　　迟福林希望，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人口城镇化保持1.3%—1.5%的增长速度，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35%提高到42.5%左右；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初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