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而“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如何让“农海归”、农二代、留守儿童等三大重点人群分享城镇化的红利，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农民工从东部沿海返回中西部家乡，成为“农海归”一族。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多年的城市打工历练，让他们掌握了在干农活之外的谋生技能，也拥有了不同于乡土农村的社会经验。如今，他们“返乡”不“返农”，很多人落户家乡的小城镇。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就地城镇化比异地城镇化更重要，“候鸟式”“钟摆式”的异地城镇化，带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就地城镇化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杨甫旺说，返乡农民工不少回到中西部中小城镇，但目前不少小城镇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规划上缺失颇多。建议加大小城镇供排水、“两污”处理、集贸市场、公共文化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进一步增强小城镇的承载和辐射带动能力。

　　农民工代表阮永川说，在许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眼里，买房是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希望政府多建设一些保障性住房，让有条件的农民工买经济适用房，没有条件的可租廉租房。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截至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已达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

　　这些“80后”“90后”农民工常年在城市里忙碌，不再“亦工亦农”，可是他们并不是城里人，他们是农二代，在城市还缺少归属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农村问题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说，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一方面要在观念上接纳他们，真正给予他们平等待遇；另一方面要在能力上对他们进行培养，使他们的能力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转变、产业升级换代的需要相符合。

　　全国人大代表谭之平也是农二代，16岁辍学务农，19岁到武汉打工，22岁重返校园接受职业教育。她说，职业教育是改变农二代命运的突破口。为更多新生代农民工提供适用的、适应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职业教育，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去留问题的很好途径。

　　阮永川说，农二代对工作期望值较高，就业流动性较大。他们流动在各城市之间，缴纳社保时断时续，将来社保将成为严重问题，建议政府尽快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

　　据全国妇联统计，中国农村因父母出外打工而产生的留守儿童已有5000多万人，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普遍性社会问题。

　　他们是农村娃，可城市是父母工作的地方。他们不少人进过城，可也往往只在暑假、寒假。很多人帮助他们，衣服、食物、问候……可父母的拥抱和温暖别人给不了。

　　全国政协委员唐瑾说，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之策在于尽快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随着城镇化的建设推进，应逐步取消与户籍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各种城乡差别制度，使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待遇。鼓励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将子女带在身边生活、学习和照看。

　　作为全国道德模范的谭之平也很关心留守儿童。“从我们义工社每年帮扶的200多名留守儿童身上，我发现这些孩子的性格普遍比较孤僻，胆小。”她呼吁，创造更多条件让农民工回乡就业，为了家庭的幸福，也为当地的城镇化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