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担的《遗产税制度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举行中期成果发布会。研究称，我国已基本具备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3月3日《京华时报》）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贫富差距问题凸显，遗产税这个敏感话题，也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其大方向无疑是好的。然而，制订出台任何一项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开征遗产税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也需慎重考虑。

    透过新闻，北师大在发布课题中期成果之时，似乎把重点集中在了遗产税之“利”上，并没有阐明弊在何处，负面影响几何。从报道看，满眼都是“有利于”，诸如“年税收可达2000亿”、“抑制资产泡沫化，促进房地产价格合理回归”、“调节财产贫富差距，维护市场平等竞争”、“鼓励‘富二代’自强自立”等等。问题在于，假如遗产税真的如此有利无弊，或者极其明显的利大于弊，我们为何没能尽早出台？仅仅因为利益群体的阻扰与反对？恐怕也未必。

    事实上，尽管遗产税在西方一些国家普遍存在，但是有其它的配套制度作为支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遗产税税负较重的国家，往往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进行“兜底”，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遗产税的合理性。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试想，假如社会福利政策真正能够覆盖“从出生到坟墓”，让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无论自身健康状况与知识能力如何，都不用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犯愁，哪怕征收高额遗产税又有何妨？

    相反，如果在上学、看病、购房、养老等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保证的现阶段，一旦开征遗产税，并将500万元作为起征点，会不会导致新一波更为迅猛的富人移民潮，减少国内民间投资，加剧民间资产外流，并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也需认真分析研究。毕竟，为子女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人更不例外。

    正因如此，目前探讨开征遗产税问题，绝不能只言其“利”，更要深入分析其“弊”，还要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形成相配套的政策体系，不能让遗产税“单兵突进”。对此，政策研究制订者还要更谨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