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赞成温州炒房团这个称呼，这是当初媒体给起的。实际上，经历了多轮调控后，温州炒房团已经分化解体，目前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温州投资客张池余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炒房真正能赚钱的时间窗口其实并不多，只有那么几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因为这十年以来多数时候都处在政府调控中。但只要抓住机会，就能赚一笔。如果入市和退市的时机不对，对走势判断不准，就有可能栽到里面。关键是要看自己有多大实力，见好就收，不能太贪。”张池余表示。

　　上海在1998年房改后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商品房起步较早，对市场极其敏锐的温州人嗅到了这其中的商机。

　　一位温州投资者表示，当时温州人手头已经有相当多的积蓄，但又不知道该投到哪里，2004年就有人牵头到江浙和上海考察楼盘。“看过温州、杭州、苏州的市场后，多数人认为上海的机会最大。由于下定金的人比较多，加之买下的房子数量也不少，在媒体上温州炒房团一下出了名。”

　　当时，上海很多售楼处都能看到温州炒房团的身影。而2004年上海房价经历了一波强劲上涨，很多温州投资客收获颇丰。

　　温州炒房团造就的财富传奇，使得上海等城市楼市所蕴含的巨大的投资性被市场发现，并引来了更庞大的投资群体。以温州炒房团为代表的投资群体逐渐从上海转战到杭州、三亚等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在快速上涨中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2005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调控楼市的八条政策，被业内称之为“国八条”。

　　“我们被第一次调控搞懵了，这是温州投资者第一次碰到这么严厉的政策。政策指向了调结构、压房价、抑投资，‘国八条’几乎就是针对温州炒房团制定的。”上述温州投资者说。

　　“很多温州人当时看空楼市，卖掉了一部分房子。因为买的时候价格比较低，多数人还是赚了，只是赚多还是赚少的差别。”张池余说。

　　上述温州投资者告诉记者，2005年政府重拳出击后，上海楼价下跌，温州炒房团在沪抛售楼盘成了当年的一个关键词。而当年从温州人手中接盘的主要是上海本地人。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温州炒房团不敢再轻举妄动，而是观察政策风向和市场变化。直到2006年下半年，温州炒房团才重新活跃起来。

　　“2006年下半年，一线城市的房价重回上升通道，温州炒房团的入市人群相比过去有所扩大，炒房的范围也逐步拓展。

　　“一些温州人将投资范围扩展到南京、苏州、嘉兴等入市门槛相对较低的二三线城市。还有一些人看到上海一些楼盘卖得火，干脆炒起了楼号。”上述温州投资者回忆。

　　房价的飞涨，迫使政府开始再度出手调控楼市。2007年9月，央行、银监会共同发布通知，规定二套房首付不得低于四成，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

　　“2007年的房贷新政比2005年的政策要精准得多，但对短线投资客的影响并不大，政策效果已经没有2005年那么显著了。”复旦大学地产运营研究所所长蔡为民说。

　　同策房产研究总监张宏伟指出，当时不少温州投资客进行的是短线操作，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买入房子后，赚到差价后两三个月就转手卖出去了。

　　“其实2007年炒房的已经不仅仅是温州投资客了，而是带动起了一大批民间的投资客。所以当时炒房者的数量要远远大于之前。而开发商也趁机涨价，造成房价大幅上扬。所以炒房团的人也变得胆子更大，进行短线投资。”张池余告诉记者。

　　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温州投资者再次活跃起来。2009年中国楼市迎来了一轮大范围普涨，这些投资客在楼市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2010年限购政策实行以来，很多人还不以为意。但一些温州人手中的盘子已经转不起来了，因为持有的房子太多，银行的还款压力让投资客不得不吐出手中的房子以缓解压力。”张池余表示。

　　部分温州投资客抛房后解除了压力，但限购政策提高了炒楼的门槛。实际上，最近几年不少温州人已经放弃炒楼，将资金转到实业或其它投资领域。

　　“对这次中央出台的‘新国五条’，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感觉。没有出台具体而严厉的调控措施倒并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在货币超发和加快城镇化的背景下，楼市面临的不是涨不涨的问题，而是涨多少的问题。”张池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