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籍摄影师欧阳星凯拍摄的生活在长沙市的农民工一家。他们总共的生活空间只有4平方米。
汤姆·米勒
《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移居背后的故事》(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英国Zed Books 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
《中国十亿城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移居背后的故事》(Chinas Urban Billion)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美国记者汤姆·米勒(Tom Miller)深入考察了是什么导致中国在城市化道路上犯下了一些错误,并提出怎样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这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联合国(UN)估计,全球城市人口在2008年超过了农村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急促步伐。1980年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占比还低于20%。分析人士预测,到2030年,中国会有70%的人口(约10亿人)居住在城镇。
和大多数匆匆在上海北京观光的观察者不同,米勒没有被这些光鲜的高楼大厦迷惑,在中国的城市生活了那么久之后,他发现中国的城市都是单调灰暗的复制品,尤其走入内地的中小城市,看到的就是丑陋的建筑、拥堵的道路、污染的空气、新修建的建筑群、庞大的政府大楼。很多城市事实上都在拷贝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发展模式洛杉矶。
在米勒看来,中国的城市扩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反而是快速吞噬农村土地。如米勒指出的那样,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城市化,而农民工永久在城市安家了,却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汤姆·米勒现任《中国经济季刊》主编,《中国十亿城民》出版于去年12月。日前,米勒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对中国的城市化现状提出了诸多思考。
农民工并非真正生活在城市
东方早报(博客,微博):你作为记者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让你对中国的城镇化感兴趣?
米勒: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10亿,到时候,这个地球上每8个城里人,就有1个住在中国的城市里。中国的城市人口如何生存,将塑造这个世界。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那一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进行的,在1980年,只有不到2亿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在过去的30年中,城市人口就增加了5亿,这几乎就是美国、英国和意大利3个国家的人口总和。中国人相信,越快的城市化将无限制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重庆这座城市的野心就是,到2020年,人口达到2000万,而在2010年,这里已经住了1000万人。根据统计,现在有1.6亿农民工远离家乡来到城市工作生活,这已经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有近6000万人在离乡村不远的城镇工作;还有近3500万人在白天从事非农工作,只在晚上的时候回到乡村睡个觉。根据政府预测,到2030年,还有近2.5亿农民工将定居城市,到那时,近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
在这本书里,我想向读者解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第一步,成百上千万的中国农民是如何离开土地来到城市。第二步,是时候建议中国,应该开始去建设适宜居住的城市,只有这样才能从城市化中获得经济效益。
东方早报:许多观察家感叹于中国城市化取得的成就,但可能由于你长时间居住在中国的原因,你在书里写了很多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更关注这些问题?
米勒:如果中国在城市化道路上政策得当,中国将巩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将从依赖投资和制造业朝向消费型经济转变。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成为真正的消费者,他们将平衡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也将更加扎实。如果在城市化道路上走了岔路,中国在过去2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将付之东流,城市也将塞满城中村,未来无法享受城市社会保障的人口,将从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暴增到一半。这对世界也是个灾难。
中国的城市化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在这背后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中国的城市化并非完全真正的城市化。在中国的城市中,至少2.5亿人并没有真正生活在城市中,因为那些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农民工,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安全保障,还受到各种司空见惯的歧视。中国的户籍政策,从法律上把农民工捆绑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在城市扎根。这些临时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缺乏法律保障,大部分做着低收入工作,存尽可能多的钱,很少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因为这些原因,中国本应在这样的城市化过程中收获更多,但没有。
让农民工享受城市服务
东方早报:你在这本书里,非常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在你看来,这是中国未来城市化成败的关键?
米勒:在中国,社会福利和户口制度紧密相连,如果还不对这一联系进行松绑,那么事实上会面临更多的经济压力。尽管幸运的本地居民充分享受着城市的权利,但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拥堵的道路、雾霾的天空和丑陋的风景。今天,至少有2.2亿人生活在户口所在地之外,但是户口又与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农民工被允许在城市工作,但大部分情况下却被公共医疗、各类津贴、住房福利等拒之门外。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家庭永久地在城市生活,让他们有公平的机会获得社会福利是一项迫切的社会议程。上千万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对经济和社会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也是中国未来一二十年无法回避的。
东方早报:除了户口制度,你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米勒:在中国,城市规划总是和政治体系紧密相连,这就会促使政府官员更追求经济发展,而不是为居民提供更适宜的居住环境。对中国城市而言,它们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控制已经失控的私人汽车保有量,建造更有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统,否则中国的城市将面临难以承受的瘫痪。中国正在努力让它的城市更加适宜居住,但是单纯追求城市化速度将会让中国实现城市化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其中最糟糕的就是有些城市规划者,他们的现代化观点,经常要求城市里一切都要变成新的。
确保每个农民工孩子接受教育
东方早报:你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并不乐观,是否如此?
米勒:许多乐观的中国观察家认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甚至更久的增长。但事实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中国的经济能持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国的城市化才真正成为经济持续大战的支撑。如果全球经济动荡损害了中国的出口,那么,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将会非常艰难,甚至出现倒退。
对于中国,对于农民工和城市化没有太多选择,就是向农民工增加城市社会福利,包括提供廉租房,这是城市发展必须容忍的代价。
未来20年,中国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让上亿的农民工能融入城市社会。新的政策需要令农民工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从建造大量公共住房到改革居住制度。最大的挑战就是能确保每个农民工的孩子能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至少能在城市有像样的居住环境。
东方早报:有那么多问题,你对中国的城市化有什么建议?
米勒:首先,还有将近3亿农村人口需要从乡村搬到城市。这就要确保,农民在放弃他们土地的时候不是出于被迫或者只得到很少的补偿,中国应该给农民更多的土地自主权。如果农民能自由地出租或出售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不是两手空空地来到城市闯荡。中国还需要改革其居住法律和户口政策,这样他们在来到城市的时候,才有可能享受到城市安全网。
第二,中国必须建造更大、更密集、更适宜于居住的城市。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城市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避免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北京糟糕的道路交通和肮脏的空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当然最关键的是,现代化的、公民的城市同时需要建造更多的住宅、医院和学校。这些设施提供给所有本地人和外来人口,中国城市才可能真正发展成一个有机体。
第三,中国必须让上亿的城市外来人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这可能是城市面临的最艰难挑战。让城市里所有人同等生活,这需要城市给所有居民提供社会福利,无论他们是出生在这里还是外来者。在未来,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低收入的农民工,这些增长的城市人口不会像变魔术一样成为新中产阶层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