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农民工“早退”与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问题，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国外很多人唱衰中国，包括现在讨论比较热烈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正好处于这个阶段。全世界从南美到东亚，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金以后，跨越10000美金就很难了。对我们来讲，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条件是，工资收入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们要注意到，一方面，我们过去一直压制工资上涨，这可能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农民工的收入，但是如果过早地提高他们的收入，又可能会掉进福利陷阱，这可能也是不行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以及竞争力的提高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民工荒”、工资上涨等现象相继发生。有人质疑，是不是我们的竞争力下降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我们经济学界讨论非常热烈。一方面，2004年以后“民工荒”确实出现了，并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但是产生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村没有剩余劳动力了；但另一方面，众多研究表明，中国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测算数据少则4000万，多则2亿，大量实地调查也证明这一点。从现有土地、耕种水平来看，这个剩余劳动力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并没有真正到来。
其次，农民工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的工资差距。2003年以来，中国的农民工与农民的纯收入之比始终保持在2倍左右。 另外，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并且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目前还在扩大。此外，沿海与内地的差距也很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从农村出来？就是因为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收入要高。
    因此，民工荒现象不能单纯地用人口红利枯竭来解释，因为现在劳动力还没有那么“荒”，而是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仍然没有到位。
    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51%左右，但是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看，美国城市化率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超过了50%，之后还出现了大都市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如此，农民进城的动力仍然相当大，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时间。在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城，又不能在城市待下去，导致农民工“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在发展经济学里面还找不到，这是我们的特色，而农民工本身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发展到农民工应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阶段，他们就比较早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导致了“民工荒”的悖论，即：一方面出现“民工荒”，一方面还有很多剩余农村劳动力；一方面农民、农业收入还很低，一方面出现大量农村人愿意往城里走，这是违反常理的。
    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早退”呢？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
    第一，农民工平均年龄低。在深圳，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1500万的服务人口，平均年龄只有19到30岁，大量工厂里都是17、18岁的工人。从全国情况看，平均年龄在41到50岁之间，50岁以上的务工人员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第二，短工化趋势明显。就是说，外出三五年或者一两年左右时间人员的比例较大，五年以上的所占比例相当低。我们在重庆市巫溪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工厂工作时间在三年以内的，占41.3%；3-5年之间的，约占30.4%；5-10年之间的，约占19.6%；超过10年以上的，约占8.7%。
    第三，城市缺乏熟练老工人。按理讲，一个城市的制造业、工业要有一定的传承。德国、瑞士包括日本，他们的工业都很厉害，就是因为有传承。再比如上海，为什么上海那么有竞争力？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有很多老工人，因为老工人在一个工种里面的技术是不断提高的。而我国城市缺乏熟练老工人的直接表现就是在沿海城市普遍发生“技工荒”，甚至有人认为“民工荒”的本质是“技工荒”。
    第四，回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率低。数据表明，2004年回流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占78%，从事非农产业的占22%，以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和零售业为主。就目前我们的调查看也是如此。
    以上讲到的是农民工“早退”的现象。实际上，造成农民工“早退”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农民工与市民的福利差别。为什么农民工在城里待不下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巨大的差距，这是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福利制度水平之间的差距，包括区域间的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差距等等。
    第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受到影响。本身，农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初中以下人员占百分之七八十。我们2010年在泉州做调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25%的人认为缺乏专业知识，学历文凭较低的比例是26%，这是造成农民工“早退”的一个原因，这也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新农村建设、农业收入的提高。我们在惠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调研表明，十一五以来，包括中央的转移支付、农业收入的提高等等，某种程度上使得一部分农民工认为，回到农村比待在不是家乡的城里要好，这让他们“早退”了。
    第四，沿海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比如，去年深圳的富士康撤离，带走了几十万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大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并且提出“有序”转移，我们认为，渐进市民化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解决农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同时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之所以要渐进，是因为过快的增长，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竞争力，也就是可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种情况是福利陷阱，一种情况是使得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陷阱，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认为，“渐进”解决，就是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有些要全面解决；有些可能要分步解决；有些要快一点解决，有些可延后点解决。
    比如，从教育入手实现均等化，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教育市民化就是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加强义务教育由中央或省级统筹。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允许所有考生在常住地接受教育，不光是高考，中考也很突出，这都需要尽快拿出时间表来。同时要改进现有教育的分配制度，包括财政投入、转移支付，以及高校招生的指标分配。现在都是行政主导，这就涉及到行政改革、资源改革、转移支付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涉及到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我的结论是：避免农民工早退，实现市民化，既可延长“人口红利”，又是“改革红利”，因此是最大的“内需”。
    1、尽快为进城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可以使下一代及以后的农民工不再“早退”。相关的政策调整，已经刻不容缓 。
    2、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要立即为他们提供与当前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那样高水平、全面的保障与服务。一部分保障可“双轨制”，一部分保障可从“双轨”并到“单轨”。
    3、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异地高考），就是要尽快解决公共服务，尽快由“双轨”并到“单轨”。
    4、住房保障可以随着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而逐步提供，养老保障可以随着就业的迁移而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