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两次城市化浪潮的经验与教训，以及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城市化浪潮都表明——城市化的核心是“人”！
    “十八大”和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可见“人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未来发展的战略共识。
    毋庸置疑，“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是事关城市化和谐发展的关键，因此，如何做好“人的城市化”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与挑战。
    然而，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自2007年成立以来开展的年度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半城市化”现象日趋严重，2007年我国“半城市化”人口约有1.62亿、2008年为1.67亿、2009年为1.72亿、2010年一举突破2亿大关，达到2.06亿。
    针对“半城市化”现象，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总经济师李秉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民工潮”形式进城打工，这仅仅是“劳动力”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因城市扩张与新城建设亟需大量城市建设用地，从而造成了土地的城市化；不论是劳动力的城市化或是土地的城市化，都是不完整的“半城市化”，造成了许多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城市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指出，“‘半城市化’现象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
    不难发现，制度性原因造成了中国的“半城市化”！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是城乡割裂的，是将城乡看作“一盘棋”的正常管理思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城乡二元分治的制度性安排，人为制造城乡阻隔，不断迟滞重   建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资源流动的正常途径，导致物质空间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脱节。
    归根结底，“半城市化”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所致，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源就在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在城市捆绑了养老、医保、教育、就业、住房等利益；土地制度在农村捆绑着宅基地、承包地、林权、林业用地等利益。因此，要解决半城市化问题，必须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改革，最明显的莫过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这两项制度改革了。有学者认为，在释放制度红利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之下，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一系列体制问题才能破冰。
    不可否认，改革户籍制度当然会有压力，真正的阻力是通过这种制度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过去30年高速扩张中实现了非常疯狂的原始积累，在现阶段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的过程中，应该利用机会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说到底是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问题，针对必将进入城市，并参与城市财富创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调整分配原则，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谓的城市化对人而言也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所指出的，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同时李克强还强调：“要把城市化的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