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城市化在公众视野内的一直是各种指标数字、图表系数，顶多是愿意让大家看到的道路、广场、簇新的城市中心照片。这一切，让城市化这个话题变得遥远、专业、难以触动心灵。作为一个规划师，身在其中20年，竟有十几年不曾成长的感觉，——每个城市无非是不同阶段下的要求雷同的项目而已，我们设计出的城市本身与我们的工作一样乏味和重复。
    伴随城市化历程，作为规划师的专业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刻意追求空间变化，所谓快城慢城的节奏，所谓收放的视觉组织，所谓功能的契合变化，凡此种种……每每看到城市的真实生活和设计完全不搭调，就如同交上一篇自认为优秀的作文，而内容完全不能感动自己和老师，心下忐忑。第二阶段开始关注自然和产业、经济、地方文化的影响，让设计增加不少合理性，然而行政精英加上技术精英决策城市发展的格局未变。尽管我们处心积虑希望建立城市特色，完全一致的教育背景和趋同的价值观难以掩饰地让我们手里的城市呈现“千城一面”，我们以为新思想就能改变这一切，我们以为大师能够改变这一切……
直到有一天我们认真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他们的生活故事让城市真实的一面鲜活生动，他们手里的账本和城市建设年鉴的对照瞬间暴露我们在建设目标上的心口不一，他们的故事让这个城市的面貌有了依据和时间坐标，也让我找回工作的乐趣及意义。
    2009年开始，受奈斯比《十一个未来定见》中社会跟踪研究案例的影响，我开始希望能接触和选择跟踪几个有特点的家庭，了解城市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包括边远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
    《面对女儿，我很愧疚》的作者张海健因为夫妇均下岗无业，有两个女儿，我们的接触从帮扶贫困儿童就学开始。在我的印象里，他从不提要求，一方面是他的质朴和要强，另一方面他也不相信会有人真正关心他这群人。他的电话只是问一些问题，他的问题总是很难回答和让人心痛：“我们应该买养老保险么？买了现在日子难过，不买老了怎么办？”“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了，老师偏袒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我告诉孩子，都怨爸爸没本事，不然不会让你受委屈……还能跟孩子说别的么？”
    2012年7月，我和朋友去青海旅游，顺便去看望了他们一家，他的妻子卓玛是个美丽的藏族姑娘，两个孩子非常漂亮可爱，孩子们穿着我寄去的衣服，开心地让我看他们家的照片。在这个数码信息泛滥的时代，这个家庭只有4张照片，三张是小张的妹妹来玩时给孩子们拍的，还有一张是小张坐在家里破烂的床边拍的。看到他那张消瘦、一脸胡须的样子，我问，难得拍照为什么不收拾一下？卓玛说，那一年他去煤矿背煤，老是听说煤矿出事，害怕他出事孩子记不得爸爸长什么样了，就借来相机匆忙拍了一张……然而，张海健每次电话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了，比前些年好多了……”
《我们这八年》的作者小燕子是个简单爽快的人，他们一家在上海这八年下来有了房有了车，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懂得精明和投资理财，而是得益于她对生活困境直接的反应让他们赶上了能买得起房的时机。
    小燕子和她老公，这两个早年失去母亲的孩子更早和更直接地意识到，只能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小燕子有个账本，精细记载了家庭的每一笔花费，筹划着怎么改善生活。只是每每从这个宏伟的大都市发展蓝图看过去，那是非常遥远和没有交集的两本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