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加速的经济和城镇化进程令中国现行户籍制度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参加两会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认为，户籍改革势在必行，关键在其背后利益机制的调整。

　　但他们同时表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逐步推行，必须在改革中完善相关的体制和法规。

　　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户籍制度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

　　195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中国按照户口身份来执行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一系列政策。

　　“当时社会资源供给不足，颁布这个条例有利于稳定整个社会。”戴仲川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农民融入城市的屏障，这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要求。

　　“农民工在为城市建设作贡献，应该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戴仲川说。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长泰县岩溪湖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文东说，村里3400多人，转移到城市打工、做生意的有1400多人，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期盼户籍改革，不然农村人城市人入学情况不一样。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安村党支部书记章联生也关注户籍制度改革，但他关注的不是“农转非”而是“非转农”。

　　“像我们村，资产达几个亿，这都是以前大家集体创造的，如果户籍打破了，后面进来的人想落户农村，财产分红如何分配，会引发纠纷，产生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在基层工作了32年，已经多次发现这样的纠纷。”他认为户籍制度一定要打破，促进人口自由迁移，但改革要一步步来，要细化完善相关的法律。

　　“户籍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户口，而是涉及基础教育、住房、公共设施扩容等方方面面问题，改革的实质是调整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机制，比如财政体制。”戴仲川说。

　　他认为，涉及利益机制比如财政体制的问题比较复杂，但并非没有办法解决。他举例说，目前，为发展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将钱拨到农村，而一部分农民工子女随父母流入城市，城市吸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投资，这是个问题。事实上，可以考虑开发“教育券”，把用于农民工教育的钱拨给需要接受教育的农民工，让农民工自由选择，不管子女留在农村还是流入城市，受教育的经费都有保障。

　　戴仲川建议，户籍改革稳妥推进，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