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日前返回浙江省绍兴市打工的农民工。 瑞昌 摄（人民图片）

　　正月十五刚过，火车站里背着行囊的农民工兄弟又多了起来，他们挥别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再次踏上进城打工的征途。除了亲情和文化因素，一年一往返的“大迁徙”，多少也因为这些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下根、安下家。他们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城里人一样挣钱养家，可他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推动农民工与市民一样平等享有子女教育、住房租购等基本权益。那么，目前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他们对城镇化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期盼？记者走进70后、80后、90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并力求真实地反映给广大读者。

　　70后农民工刘广德

　　盼让人更踏实的社保

　　时近中午，上海徐汇区桂林西街菜场里，刘广德的摊位前依然挤满了人。

　　刘广德来自四川，个头不高，快人快语，在这个菜场摆摊已近十年。“20来岁就来上海了，当时只有我和爱人。我们做过各种活，后来卖菜稳定下来了，一直就在这里。”刘广德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指着正在旁边一张小方凳上做作业的女孩说：“喏，这不，我们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上海来了。儿子18岁，已经工作了，女儿刚上一年级。”

　　刘广德专卖高档时鲜蔬菜：荠菜、茄子、甜豆、春笋、有机花菜……一应俱全。每天凌晨3点，刘广德去批发市场进货，上午与妻子一起做生意。吃过午饭后回家休息，直到收摊前再来帮忙。

　　夫妇俩在菜场后面的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月租金2800元。“每月开销很大，我的摊位市口好，月租贵得很。最近菜价高，春节期间，草头、豆苗这些绿叶菜更是卖到十八九块一斤。价格贵了，生意难做啊！”刘广德说。

　　“城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身体好还没什么，等老了干不动了，是不敢留在城里的，还是要回老家去。”刘广德已经做好了打算：除非儿子、女儿能在上海扎下根，不然他就和爱人一起回乡养老，“别看我显老，实际我只有42岁，只要身体好，再干20年也没问题，那时候养老的钱应该也存够了吧。在农村，我们老两口花不了多少钱。”

　　“没想过留在上海吗？”记者问。

　　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刘广德其实很喜欢上海。他听得懂上海话，完全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女儿会说上海话，她实际上是在上海长大的。孩子们在上海都有朋友，他们将来是不肯回老家的喽。”刘广德叹了口气，“我们老两口也想留在上海啊，毕竟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心里踏实。可是没办法啊，用农村的社会保障在城里生活，压力太大了，万一得个病，不是拖累儿女嘛！”

　　原来，刘广德夫妇参加了四川老家的新农合。新农合缴费低，但是保障水平也低，在城里生活还是“病不起”。2007年，刘广德在进货时，骑电动三轮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骨折。休息三个多月，花了3万多元，回去只能报销4000多元。“老家的新农保，我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保障太低没什么意思。听说到60岁以后才能拿到钱，而且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别说在上海租房了，连吃饭都不够。”刘广德说，现在除去日常开销，一家人每月能存下五六千元，这些就是他们夫妇俩以后的养老钱。

　　刘广德并不知道，他也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上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也从不关心这个政策。“像我这种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单位那一份保费也得自己出，按我现在的收入怎么上得起？更何况手续肯定也很麻烦。”刘广德说，“我们菜市场没有一个上这种保险的。”

　　“真希望社会保障能让我们这些农民工心里更踏实。”刘广德对记者说，“这样我们就能安心地留在城里，待在子女身边养老了！”

　　80后农民工岑信宇

　　盼儿子能在身边读书

　　随着春节长假结束，人们纷纷从家乡回到城市。村又空了，城又满了。

　　快30岁的岑信宇拖家带口，也从老家广西百色回到了自己务工的广州番禺。“到了！”番禺市桥街巷里一间3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被分出里外两间，陈设着简陋的家具和电器。岑信宇帮爱人把行李拖进屋，把5岁儿子抱到床上。一家三口在这里住了一年了，可从没把这里当家。“在广州打工生活六七年，早就习惯了城市生活，农村是肯定回不去了。可进城又谈何容易？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大家一样挣钱养家，可我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这个年轻的打工仔陷入沉默。

　　过去一年，是岑信宇一家生活发生重大转机的一年。“刚来的几年挺苦、挺难，我和他各打各的工，各住各的宿舍，生了孩子也只能丢在老家让父母带着，虽是一家人，过得却根本不像有家的样子。”妻子周美静说。后来，岑信宇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间装裱售卖油画的工艺品门店，收入渐渐多起来。“小本经营，一年搞个四五万，仅够糊口，还要靠老婆打工帮衬补贴。”岑信宇淡淡笑道。

　　去年，儿子够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夫妇俩迫不及待把他接进了城，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多少有了点家的样子。周美静说：“这两年，各级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境况越来越关心，政策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们收入比来的时候翻了一番，社保、医保等也都有了，我们留在城里追求好生活的信心越来越足。”

　　可在城里扎根，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难处。最让他们忧心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由于没有户口，他们的儿子只能进民办幼儿园，每月1000多元的学费，是家里最大头的日常开销。“花钱还在其次，我们夫妇俩只要努力工作，也还供得起，主要是办学质量不够高，就像电视上说的，儿子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城里的孩子。”周静美说，“幼儿园还可以将就，再过两年，儿子就上小学了。到时候没有户口，还是只能进民办，也不知道教学质量跟人家正规小学能不能差不多。听说可能以后可以异地高考，要真能落实就好了，要不然，儿子得在老家参加高考，各地考题不一样，中学就不敢让他在广州读了。到时候儿子又不能在我们身边，这家就又不像个家了。”

　　父母为孩子，总是想得多想得远。为了让儿子能在自己身边上学，岑信宇夫妇正在努力奋斗一个城市户口。他们满怀憧憬地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推行“积分入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门槛还是太高，希望今后降低点门槛，他们夫妇俩自己也加倍努力，争取尽早融入广州。“我们跟本地人一样为城市的发展出力，希望给我们外来工的政策能更好一点，让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读书，享受到跟本地孩子一样的教育。”

　　90后农民工郭一鸣

　　盼早日住上保障房

　　“有时候挺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干这种城里人不愿干的活，想在城里安个家都这么难。”90后年轻小伙郭一鸣告诉笔者，自己2010年开始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一家宾馆做服务员，每天抢着干脏活累活，就是为了攒点钱尽快在城里安个家。

　　郭一鸣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来哈尔滨打工已有5年，爱人小赵也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两个人感情很好，但对进城打工的这对小夫妻来讲，住房成了生活中最现实的难题。

　　郭一鸣打工的宾馆是包吃包住的，单身宿舍就在宾馆楼下，很方便。但要想跟小赵住在一起，就只能自己花钱租房住了。“我们现在租了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30平方米被隔成两个房间，我们跟另一对夫妻合租，每月租金600元，每家出300元。屋里特别冷，而且没有厕所，每次都得去500米外的公厕，今年冬天哈尔滨的气温都到了零下30多度，特别容易着凉。”谈到住房，郭一鸣对妻子总觉得有一份亏欠。

　　“宾馆附近带卫生间的房子，一个月要800元。这个价位很难找到人合租。在哈尔滨市区，房租比较便宜的是松北区，租一套独立的一居室一年大约5000多元，可惜太远了，坐公交车需要1个多小时，宾馆服务员都是倒班制，赶上夜班的时候，根本没公交车回家。”郭一鸣说，“小赵在宾馆附近的理发店打工，每天晚上9点半下班，我要是上白班，她还可以等我到晚上10点一起回家，如果赶上我晚班，她就要自己回家了，住的地方太偏太远我也不放心。”

　　如今，住房是郭一鸣最关注的问题，他一直格外留意国家相关政策。听说要加强保障房建设，郭一鸣特别查询了一下相关新闻。“廉租房便宜，又不用担心随时可能被房东赶出来，我们农民工太需要了。”郭一鸣说，“只可惜一了解才发现，像我们这种没有本地户口的人，是没有资格申请廉租房的。”

　　廉租房不能申请，郭一鸣又将注意力转向了经济适用房：“实在不行，我和小赵就省吃俭用，买个最小面积的经济适用房。挤一点不要紧，有个踏实住处感觉就不那么漂泊了。”然而，买经济适用房，也必须有哈尔滨户口，郭一鸣再次失望了。

　　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都没有资格申请，只好考虑买个商品房了，郭一鸣说：“现在哈尔滨便宜点的房子大概4000多一平方米，买最小的3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至少也要五六万元。我每月挣1400元，小赵也就1000元出头。如果不买房，日子还可以过得有点滋味，但为了买房，我俩只好勒紧腰带、拼命挣钱，这一年都没敢买新衣服。我还算幸运呢，是在一家正规宾馆打工，老板给缴社保。好多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因为老板不给缴社保，连买房都没资格。”

　　“其实越是我们这种外地人，越需要保障房，我觉得不管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都可以分给我们外地人一些房源，哪怕限制个比例啥的呢？好歹也让我们有个盼头。”郭一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