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中国公众就被告之，中国绝不会走西方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言犹在耳，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多年以前，中国公众就被告之，中国绝不会走西方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然而，言犹在耳，我们看到的却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3年刚开年，不期而至的有害的雾霾天就几乎笼罩了小半个中国。根据环保部门1月30日公布的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强霾污染己使中国近8亿人口受到了影响。作为“比非典更严重”(钟南山院士之意)的健康杀手的PM2.5，携带着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长驱直入钻进人们的肺部。轻则导致急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重则诱发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甚至引发肺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了这样一个比较，如果中国的环境水准与2010年相比没有明显改善的话，那么2012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4座城市因PM2.5引发多种疾病造成的英年早逝的人数，就可能已达到了8500多人，其经济损失大体可判定为68亿元人民币。清华大学和亚洲开发银行不久前发布的有关报告也同样显示出问题的严重：在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仅有不到5个城市(即小于1%)能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

  我们都记得，中共在十八大报告中曾经首次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并提出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但是，在雾霾紧锁中国的这个不争现实面前，一度颇为乐观的内地舆论界己经开始出现某种悲观看法。有人认为要使这种状况得缓解或治理需要10至15年时间，有的则估计至少要用30年。按照这种推算，“美丽中国”的境界恐怕有点遥不可及了。

  专家们指出，中外历史上最严重雾霾危机的形成，都属于“城市病”的恶性爆发。其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生活生产中石化燃料污染物的超量积聚排放。其中汽车尾气是重要来源。当某些人正在为中国每百户家庭己有21%拥有汽车而得意时，当CCTV等传媒在为中国迈入汽车大国的“汽车时代”而大唱赞歌时，中国公众恐怕不会想到，2011年中国机动车的排放污染物已经相当于709艘“辽宁号”航空母舰同时燃煤发电所排放的污染物总量了。这种污染空气的功能足以令世人震惊了吧。

  李克强副总理最近说，出现这种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有自然因素也有生产方式粗放的因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问题的解决也需一个长期过程，“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他虽然没有提及具体的解决方式，但却强调，生产、建设、消费都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落后的生产能力要坚决淘汰，而且必须淘汰，同时过度的消费方式也要坚决摈弃。

  笔者以为，李副总理所言是一种宏观的指导意见，其中既有宏观的判断又有宏观的解释。但这种宏观思想里却包含着一个不能忽视，或者说，必须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未来5年这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才能向着一个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镇化”“绿色的城镇化”的方向迈进。从一场又一场的雾霾袭击里人们看到：环境危机(准确地说也是“发展危机”)己经迫在眼前。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只有人的健康得到基本保证，硬道理才会存在，也才会实现。否则，没有了健康前提，任何硬道理都会变成没道理。莎士比亚说过“死亡是最大的平等”。今天看来，空气污染同样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内外之别，也是一种恐怖的“平等”。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前总理朱镕基讲话，他老人家在谈到大气污染时就说过，拜托诸位务必好好治理呀，让我们这些老头子多活几年吧。朱镕基的话很直白还带着几分玩笑味道，但也由此证明这个道理。毫无疑问，能否在城镇化大潮中把对环境的伤害降至到最低，是中国执政党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随着公众“环境意志”的日益觉醒和迅速提高，这个挑战只会更加严峻更加猛烈。

  可见，要实现城镇化，就必须尽快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治理城市病等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就必须寻找到应对环境污染的治本之策。“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句话当年听到时，是那么地铿锵有力，那么地充满自信。但是，事实却说明，如果中国不能未雨绸缪，不能在把握自然规律上虚心问计，就依然会跌跤碰壁，重蹈覆辙。任何不敢正视客观现实的所谓自信，都只是一句空话大话，当然也是一句令人掩鼻的官话和废话！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思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在应对一系列必须应对的“城市病”“大都市病”和种种社会难题面前，你，准备好了吗？

  令公众同样产生疑问的，还有眼下热热闹闹的“春运”。让我们去看看在这年复一年的人口大迁徙中所暴露出的中国城镇化难题吧。对于中国每年一次的春运，只要用一个数字就足以让世界震惊了。据统计：2013年春运预计将高达到31亿人次(一说为34亿人次)，这就是说要把相当于地球上一半的人口都拉上列车和汽车(还不算飞机)在中国大地跑一圈！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惊人！造成这种亘古未有的人口迁徙奇观的表面原因是数亿农民工的“返乡探亲潮”。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中国“半城镇化”现状。这一个“半”字就把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另一个最大难题概括得准确无误了。

  “半”首先体现在农民工身上。几亿农民工的身份真可谓是“半”个在城市、“半”个在农村；维持生机的工作在城市，生活依存的基础在农村；家庭成员的一半(丈夫妻子)在城市，另一半(老人未成年孩子)在农村；不少农民工子女的半截教育(小学)在城市，另外半截受教育阶段则被迫滞留农村；工伤等社保在城市，医保老保在农村，这又是一半对一半。这种“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不胜枚举。大量的农民工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数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以北京和深圳为例：北京常住人口己达2300万人，但有北京户口(即户籍)的人只有1300万。深圳更甚，该市常住人口已达1500万，而有户籍的仅有230万！而这些非户籍人口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民工潮”“返乡潮”“探亲潮”的基本构成和主力军。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无疑正造成一种巨大持久的、史无前例的、中外罕见的社会代价。

  很明显，对这样一个涉及到3至6亿农民生机生存的“半截子”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没有无所畏惧的顶层设计，没有高屋建瓴一泻千里的解决办法，没有严谨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再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勇气，中国数亿农民的双重身份、双重生存与生话状况能够解决吗？中国数亿农民能有在城市中得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吗？没有这种物质保障，农民的“半截子”身份就不会改变，中国的“半城镇化”就不可解决。如此这般，中国城镇化道路还能走得通吗？以提高城镇化率来促进发展扩大内需，岂不是一种乌托邦。笔者以为，当数亿农民工的前程还是若明若暗的时候，人们对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提出置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英国的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曾经说过：“能够治理中国就能够治理世界”。这从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走向城市化的问题，不仅影响到中国，而且最终会影响到世界。因此，中国的决策者绝不可对城镇化的曲折与复杂掉以轻心，不可在准备不足、思虑不全的时候，轻易决策。千万不要再犯中国执政党以往常有的“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的老毛病。

  而要避免这个老毛病，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对城市化道路加以充分地论证，充分地争论，充分地交流，充分地酝酿，并且充分地研究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不同的意见，以及在这些不同意见中所包含的可取成分。

  当下，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上，各持己见的分岐观点大体可分为几种。

  第一种观点是要走中小城镇化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现有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靠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也不能靠扩张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问题，只能靠同时推动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三头并进的方式才能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挖掘现有的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更好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的中心镇、中西部地区的县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正因如此，持此观点的人不同意简单地套用“城市化”的提法，而主张用“城镇化”的提法加以表述。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小城镇化道路”或“中小城镇化战略”。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走大城市化道路。有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走中小城镇化道路的方向是希望就地转移和转型，但这其实是一步死棋。现在中国西部有不少小城建得很漂亮，但一到晚上就露馅了，没有灯光像一座座“死城”。人们不是不想到那里居住，而是那里没有工作。事实上，哪里的产业发达有竞争力，哪里就有就业机会。而这也正是人口转移的真正动力和规律。只有走大城市化甚至超大城市化的道路，才能避免遍地开花却不结果，缺少配套产业的的小城镇道路。

  尽管上述两种观点有着巨大差异，但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赞成城市化(城镇化)道路的。两派人都乐观而肯定地认为，城市化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最大机遇，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红利。至少会把未来的消费需求从2011年的16万亿元，提升到30万亿元以上。与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的，其实还有一种更为普遍存在的观点和看法，那就是对时下受到支持并正在推进的城市(城镇)化道路的怀疑。

  故此我们可以把持第三种观点的经济界人士、学者和有影响力的舆论界人统称为“置疑派”。该派人士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认为：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要解决农民工中的存量和增量走向市民化，至少还要用10年时间。仅从城乡福利待遇一项而言，中国农村和城市人均相差就达33万元，其中一般大城市福利在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如果今后20年，近5亿农民要实现市民化，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就需要大量的公共投入。以人均成本10万元为计，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仅仅安排这些农民兄弟们进城之后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未来20年间就要拿出4至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去填补，占未来20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任何对公共财政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庞大的、高成本的资金投入，不说是天文数字，也足以让任何政府手足无措。中国政府拿不出这个钱，恐怕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承担不起。

  有的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城镇)化道路如果不能吸收国外某些发展中大国的教训，就将面临着四大风险：第一是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风险；第二是有速度无质量的风险，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极度的资源匮乏；第三是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的新二元结构的长期固化，产生过高社会代价；第四是城镇化演变成“房地产化”的风险。城市土地财政使过高的地价推高了房价，使城镇居民的消费被过高房价和房租挤出。

  置疑派中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尽管城(镇)市化是大势所趋，但它从来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的整体背景下，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化发展本己先天不足，再强调加快加速，恐怕会出现过程式的断裂，出现中途夭折。一些智库型的民间研究机构甚至警告，城市化率达到50%是一条社会动荡的危险警戒线。这虽然带有经验主义色彩，但其举出的理由，诸如：城市可资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会特别剧烈；生产和服务的综合成本迅速上升，企业破产和倒闭的情况将不断发生；等等，都值得十分关注。

  不知读者朋友是否已看出来，“置疑”论中的不同说法都有一句共同的潜台词，那就是，中国并没有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做好准备。人们对一件事物的看法纵有着千般差异万种不同，但笔者还是很高兴地从上述三种观点中找到了它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无论是“中小城镇化”论，还是“大城市化”论，亦或是“置疑”论，它们都把矛盾的焦点放在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城(镇)市化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关键是要看几亿农民能不能结束身在城市、脚在农村的状况，能不能带着自己所有的财富进城？除了房产，他们承包的土地能不能经过变通成为退出农村、迈入城市的“压箱底钱”。这些财富就如同舟船中的压舱石，没有压舱石，中国农民的生命之舟能够扬帆远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