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这两个趋势之所以发生，与劳动者追求高收入、向往更好的生活有关。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保持比较高的平均报酬，才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在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年轻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年轻人敢于冒风险，较之年长者，他们预期改变自己以适应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年轻人因此敢于摆脱传统生活方式，去领略城市相对自由的生活。

    总体看，几百年的人类城市发展，增加了经济效率，提升了生活品质，还为民主政治创造了更坚固的基础。人口集中起来以后，社会分工得以深化，市场容量得以扩大，一批仅仅和城市经济相关联的产业得以发展，使城市社会经济生活远比乡村丰富多彩。

    城市经济还为农业生产提供现代装备，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有了现代生产手段和相对多的土地，成为现代专业农民，也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人类食物获得的成本大大降低，食品变得相对廉价，人类不再为吃饱肚子发愁。

    城市生活改变了人际关系，人们依靠专业技能相互依存，不再依靠宗法关系相互约束，一整套旧的人身依附观念被抛弃，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城市经济依靠现代金融体系运行，货币对人的衡量放大了人和人技能上的差异，智力的创造力更显得无限广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活力。

    所有这一切对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即使是现代发达国家，农村的年轻人仍然向往城市。年轻人奔向城市，就是拥抱自由，实践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国家出现了所谓“城市病”，我们要正确看待。一个城市，如果广泛存在“贫民窟”现象，一定和农村破败有密切关系。农村有大量失地无地农民，且处于无房、无业的极度贫困之中，他们才会选择在城市过贫民窟的生活。更深入地看，存在大量贫民窟的国家一般都有三个特点，一是基础设施差，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二是经济生活中存在广泛的寡头垄断，市场自由竞争程度极低；三是民主政治空有一纸宪法文本，腐败深入政府机构的骨髓之中，决策者对老百姓鲜有体恤之心。概言之，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并非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们不要拿部分国家的问题吓唬自己。

    大量人口，特别是大量年轻人流入城市，会不会影响农业发展？短期看好像是这样，但从中长期看，农村人口减少以后，农业更容易实现规模经营，农业效率会提高，农民收入会增加，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有文化的劳动者留在农村务农，已经出走的劳动者也可能返回农村务农。我国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正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理解，我们应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居城市、放弃农业和农村生活持欢迎态度。这一批人，是中国社会经济大转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政府应帮助和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他们的梦想实现之时，也是中国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

新生代农民进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总人口中，18岁~29岁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8％，依次推算，这个年龄段的农业户籍人口约为一亿六千万。又据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2005年为29岁，而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7岁。因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据此判断，我国的农民工的主体也是新生代农民工。

    从我国国情看，大量农民陆续进入城市，有诸多积极意义。

    国家每年花巨资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基础设施总要好转，农民还需要进城吗？的确，国家近些年的确为农村建设花了不少钱。单农村交通一项，交通部就有一个“五年千亿工程”，还有其他配套设施的投入。从更大的方面说，国家几十个部委级单位有100多个“工程”、“计划”，用来支持农村发展，近几年每年都在几千亿元之上，说起来力度的确很大。农村面貌的确有了变化。小的变化比如靠近路边的农舍院墙抹上了涂料，大的变化则是部分农民住上了新房屋，有了自来水，村庄有了铺装道路。但是，即使如此，农民还是往城里跑；甚至农村道路修得越好，农民跑得越快。为什么这样？原因也很简单。我国农村五六十万个村庄，要把每一个村庄改造得像城市一样，至少要投入30万亿元左右，这个钱国家投不起，农民更投不起，而且即使投得下去，也极不经济。近5年之内，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仍然大大超过农村，其中公共投入也是如此，这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还是跑不过城市。所以，让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民待在农村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是一句空话。只有靠农村大量人口转移，剩下少许村庄和少数专业农户，农民富裕水平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之上，才能谈得上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化成果。 

    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到城市经济领域，在当地实现转移的约一亿八千多万劳动力，即使如此，我国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仍然接近50％，考虑到中国农业技术提升的潜力，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隐性失业意味着农民的劳动时间短。粗略估计，中国种粮农民总的工作日和城市职工的加班时间一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内部收入的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0亩大田作物，一年两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到两个月。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劳动时间长的主要是养殖农户以及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他们的收入自然会高出种粮农民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按这个分析，要让农民致富，就必须让农民增加劳动时间，接近充分就业，而城市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劳动市场的竞争规律也决定了中国农民必然要去撞城市的大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常说要农民通过“产业化”等办法增加收入，其实，农民脑子里有一个计算器，他们发现单位劳动时间里的收入很难增加。从理论上说，只要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度，只要产品市场有某种竞争性，同样技术含量的工作，其每个劳动日的工资单价不会差很多。为什么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总收入很高，而农民不会一窝蜂地去搞？为什么有的地方的农民会拆掉自己的温室？是因为农民自己在算计日工资单价的多少。只要养殖业和经济作物生产的平均日工资单价不高过进城市务工的工资单价，农民就可能去进城打工。在竞争的作用下，农民其实也就赚了个辛苦钱。凡是总收入高的农民都比较忙。要让农民收入增长，就必须让农民忙起来。

    年轻农民精力旺盛，他们有工作机会才能多劳动多赚钱。他们赚了钱才能盖房子或买房子，娶媳妇。我们的调查发现，山区女孩子离开家乡务工后，更不愿意回到家乡务农。人口普查的资料也证明，女孩子的经济性流动趋势已经超过依附性流动。她们离开家乡，使农村男青年找媳妇困难，不得不选择城市工作。在广东东莞的调查发现，大约20％的农民工夫妻带着子女在城市务工，其中80％有了单元房居住。这些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是城市居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可能再回到农村。

   不要担心中国城市的容纳能力

    关于城市化问题，有人除了对农村人口转移的必要性认识模糊以外，还对城市吸纳人口的潜力表示怀疑，以为中国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能源短缺，土地短缺，住房供应不足，都不允许城市化速度太快。我以为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

    我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只是这种城市化不是很扎实，还有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真正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个速度的确不算低，超过了美国城市化最快时期的速度。按我的测算，如果继续保持既有的趋势，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2年达到70％，城市人口在大部分年份每年增加1600万左右，农村人口每年减少约1200万左右，峰值是1357万。如果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2％，则城市人口每年增加约2000万，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300万直至1600万。这个速度我们的城市能承受吗？

    按前面的假设，到2032年，我国城市就业增长率从2．7％会下降到1．6％，平均年递增率为1．7％。这个时期我国的GDP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每年按9％算，那么，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弹性平均为0．19。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增长0．19个百分点。让我们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1919年~1957年就业增长率平均为1．89％，扣除物价因素后，GDP实际增长率3．94％，弹性值为0．48。这就是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是中国的2．53倍！我们很难用中国比美国科技进步更快来解释这个巨大的差异。我倾向于按中国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来解释这个差异。由我领衔的课题组的农户调查（10个省的约1000个农户）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粗略计算，如果城市职工普遍这样超时工作，意味着全国减少60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我国的城市化的速度还可以更高，城市化率每年可提升到2．5％以上！这难道还能说我们的城市缺乏就业机会吗？    说中国城市缺乏土地，因此不能快速城市化，更缺乏依据。我们知道，一平方公里一万人的人口密度，是花园式城市的标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在2000人／平方公里左右，常说没有土地的东部城市的人口密度比西部还低。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密度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我的测算表明，我国城市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26。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城市利用现有土地还可容纳1倍以上的人口！此外，我国现在农村村落面积是耕地面积的13.3％，而日本的同一数据在1954年是6.8％。我国村落占地17万平方公里（包括村庄内企业占地）通过有计划的村庄整理，至少可节约1亿亩土地，城市扩张怎么也用不了这些土地。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体制和规划方面的问题导致土地的巨大浪费。以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做比较，我国GDP每增加1％，所占用的耕地是日本同一数据的10倍左右。我国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实在太差。

    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市民都买不起房子，难道农民进城能解决居住问题吗？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按前面的测算，我国今后城市新增人口需要500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50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2．5万亿元，而2009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6万亿元！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事实上，在中小城市，一套住房的价格在20万元左右。我在山东省的调查发现，若不考虑地价，农民按照政府的规划在小城镇建造一套独栋房子的费用仅仅13万元，其中还包括了住宅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因目前城市的过高房价，别说农民不能进城，连城里人也要跑到农村去。我相信，政府有所作为，房价一定会降下来。

    在未来几十年里，保持城市化率每年递增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不算冒进。一些地方可以更快一些，而农业主产区和边远地区可以适当慢一些。当务之急是要纠正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不当做法，让我国城市化积 极稳妥健康地发展。

    让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给了我们一个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明确信息。推进城镇化，不仅要积极，还要稳妥，二者必须兼顾。由文件提出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将采取措施克服城镇化的难点问题，确保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国家将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改革，为城镇化推进创造良好条件。特别是国家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可以预见，这些工作的逐步展开将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开辟一个全新局面。 

    今后几年里，除了中央已经决定要出台的政策以外，要让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城市的新市民，我认为还必须有几项关键措施。

    第一，一定要把城市房价降下来。政府目前抑制房价上涨的措施还远远不够。应该把炒房收入全部用征税的办法收缴到国家手里，可以设立房地产交易收入调节税。对于炒房收入增益，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和银行利率因素以后，其余增值应全部纳税。对于房地产企业囤房，可以采取类似办法治理。此法可一举解决房价畸高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定居将不再是梦想。

    第二，要下大力气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劳动合同制度、周工资制、严格的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制度、城乡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针对职工过劳疾病对业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等等，都将有利于稳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能够在城市住下来。

    第三，进一步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应加大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县域经济和边远地区经济的活力。要避免县域经济的空心化，在县以下小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青年农民在当地向非农经济部门转移，以减少农民工的候鸟式流动。应允许在县以下设立县辖市，在全国发展1万座左右1万~10万人口规模的小城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布点应向小城市倾斜。（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