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在市长眼里，“城镇化”是从发改委争取项目再好不过的陈词；在企业家眼中，是又一轮投资热潮的前奏；在投资者看来，与城建相关的股票会迎来一轮疯涨；而在维权律师看来，这将可能导致农民又一轮大规模“失地上楼”……

　　事实上，每一个举足轻重的政策纲要从设计到落地，无不是一番正义性与可行性的双重博弈。2009年肇始的“城镇化”，一直处在概念设计阶段，至2013年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从刚刚结束的地方两会看，“城镇化”成为地方官员从政的“关键词”，一个放在未来二三十年大背景下设计的中长期纲要。

　　“城镇化”的本来含义，是让农民逐渐变为市民，从而带动商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等一系列内在需求，摆脱对投资、出口的简单依赖。这也是所谓的“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以及“差距也是潜力”说法的来由。

　　但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却颇让人惶惑：省长、市长们提到“城镇化”时，留地愿意，留人不行，土地财政不是用来吸纳农村人口的。这个现象当然不乏先例，宅基地孤岛、城中村现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户籍改革通知”，要求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城市与农村人口之间的流动性，正遭遇近于绝对的阻力。从冒着炊烟的城镇演变为高楼大厦，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土地上的农村人口，如何切实融入城市序列，拥有等同的“公共服务”资源。

　　目前我们施行的按照省级(直辖市)、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5级划分的城市逐级管理体制，每一个上级行政体都拥有对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权，往往到县、乡级基层时，公共资源只剩下零头。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苏州70多个镇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整个苏州市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温州市50多个镇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温州市的一半以上，但都交上去了，留了很少一部分给镇里。”镇里的官员依靠充足的上缴财政升迁，而镇里的乡邻却只能在数十年不变的医、教、卫条件中生存。

　　如果说在集体土地流转问题上，有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障碍，那我们暂且搁置。但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预算外“财政”功能，那么从土地流出的资金，为什么大数要被上一级行政体收纳？为什么不能让本来属于这块土地的资源服务于本乡本土？

　　“城镇化”的推行，应以相应的公共服务匹配当地被占用的土地资源，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则有赖于淡化5级行政体制的等级间隔。大城市、省会城市，少一点儿奢侈，县镇级单位多一些空间。触及数十年的固有机制，牵一发而动全身，鉴于此，我们主张：

　　首先，“城镇化”不宜广泛铺开，而应推行“试点制”。刚刚开完的地方两会，动辄是数千亿、上万亿的投资规模，却没有让新城镇扎根的有效建议，这岂非新一轮的投资运动。“城镇化”应以基础较好的个别城市为试点，真正打造“有机城镇”。如果仍然以大投资铺陈下去，很可能是又一个鄂尔多斯(600295,股吧)的康巴什，又一个梦魇。

　　其次，对于“城镇化”，应有明确的执行边界与衡量标准。任何一个合格的城市，都应是行政治理、公共服务、商业体系均衡发展的结果。城市“新区”，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但我们的新区多数都是“睡城”，除商品住宅区以外，产业脱节、商业不振。这不过是拔苗助长，生硬搭建起来的建筑，而不是按自然法则，逐节积累所至。

　　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精明增长”理论对我们现在依然适用，核心内容就是在紧凑的区域内，对于不同收入层级的人群，提供不同类型、价格的房屋，满足低收入阶层需要，保证各阶层混居。而政府的宏观规划以及政策支持则是实现“精明增长”的重要前提，产业带动、交通先导都成为鲜明的执行准则。有这些明确的先导条件，“城镇化”就不至于长期处于提出概念、各自解读的无序状态。

　　我们相信当公共服务资源的城乡共享原则照进现实之时，也就是“城镇化”达成共识，阔步前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