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民国的城市，许多人都会怀念上海，或许会有许多人想到身居上海的永安公司。应该说，永安公司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百货公司，1918年在上海开业，是当时上海商业的标杆企业。民国5年，郭氏兄弟以每年5万两白银的高额租金，租得南京路浙江路口8亩15分1厘8毫的地皮，建造了一栋英式6层的永安大厦，同马路对面的先施公司相对，构成了上海外滩的商业建筑群。永安大厦的铺面商场，全部马赛克地坪，楼上均铺打蜡地板。民国21年，永安公司又买下紧靠浙江路晚清建造的新新舞台，新建一栋19层流线型永安新厦，在第4层凌空架起2座封闭式天桥，与西边永安公司连接，东西两处，有“空中通道”连接，十足的洋场风格。今天上海的华联商厦，就是昔日的永安公司。虽然意识形态变幻，党派易帜，但商业的传承，却稳健又绵长，这正是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在民国初年的城市化发展，并不是一种完全均衡意义上的发展，原因在于，上海被划分成租界和华界两部分，而租界又分成不同国家的租界，比如英租界、法租界等等。这导致这座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多重结构的区域性特征，主要反映为不同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差异。一般的逻辑在于，租界范围之内的城市化发展，明显快于华界。事实上也是如此。从1910年到1942年，法租界的人口增长率是每年20%，公共租界5.79%，而华界则只有4%。日本从1937年开始入侵中国，这更是加剧了人口快速向租界迁徙的速度与规模。但特殊之处在于，在著名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我们反复陈述的1910年到1927年，整个民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开放，市场有序，且国际市场环境趋于平静，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基本上呈现出均衡的态势，即华界范围之内的城市化发展，要好于租界的发展，人口净增长率要比租界高。1910年到1927年，华界的人口增长率是123.8%，公共租界只有67.5%。

　　 在土地需求的基本关系来分析这种现象，人们会再一次认识市场自由发展的基本逻辑。租界的出现，既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均衡的行政分割，也是区域范围之内的土地资源垄断，这种市场的格局虽然会导致地价的高涨，但必然会减少市场的容量，进而影响城市整体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土地资源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上海公共租界的时间界限确定于1899年，所规定的占地面积是22.6平方公里，民国建立以后，没有扩充，这直接降低了公共租界的城市化速度。与之相反的是法租界的发展局面，由于法租界最后确定的年限是在1914年，占地面积扩展为10.22平方公里，较之以前增长了51%，土地的增加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尤其是推动各地优秀的企业家纷纷定居在法租界，因而形成了比较醒目的上海企业家群落。

　　 这再一次见证了市场的常识，是土地和人力等等资源性禀赋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人们通常解读的政府设计。市场的自由交换的逻辑又带来了更加具有市场意义的城市格局，确保上海这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真正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人才中心。

　　 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人潮汹涌的华界社区，也就是上海的非租界区，那里几乎汇集了全国各地来上海淘金的人们，无论是人口迁徙的数量，还是城市的面积版图，都是上海的主体。1927年，整个上海的华界区和晚清时期划定的行政区县合并在一起，导致整个土地面积达到了557平方公里。这里逐渐形成了几个城市人口核心地带，靠近租界的南面是老城区，即从明朝中期形成的上海县。南市的南郊，是随着黄浦江运输的繁荣发展起来的沿江街区，被上海人称为中国人的外滩，与外国人建立起来的外滩构成了一种城市的比较。苏州河北岸，就是著名的闸北区，这也是老区的发展形态，由一个小镇发展而来。然后就是黄浦江的东岸，渐渐出现了一些造船厂、货栈和码头，浦东区因此出现。

    正是由于大量华人的自由迁徙形成的城市化，才构成了上海城市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上海城市化的本土特征，也因此构成了上海市民阶层的成分和结构，以及民国初年企业家阶层的成分与结构。排在顶层的当然是公共租界内的工部局、法租界内的公董局，他们主要是外国企业家，其中有少数华人企业家。城内、闸北、浦东等华界范围内的企业家联合构成了总工程局，采取了一种市场自治管理的方式。一般意义上的居民，也有其组织形式，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成立了公共租界纳税人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各种来上海的生意人以自己的籍贯为纽带，建立了各种区域性的商会，而这些商会后来又进行联合，成立了上海总商会，商会有自己纯粹的职业管理人员，人们熟知的青帮，就产生于此。

　　 这就是上海作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远东大城市形成的市场逻辑，最大的特点，是以城市化的方式，实现了不同领域，不同组织，不同市场资源的结合。首先是基于开放社会和国际贸易的市场秩序。其次是人口的自由迁徙。第三是城市降低了市场交换的交易成本，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市场信息，为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的语境。第四则是企业家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创新的方式做大了市场的规模，促进了城市的继续发展。因此，上海城市的高速发展，和民国企业家阶层的不断涌现，构成了民国经济的宏大风景，成为一部市场经济史的最有模仿意义和示范意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