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1》，2011年GDP增长上海列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一季度又“垫底”，不过上海人相当淡定，将其视为“后世博”城市转型的必要代价。

　　上海的很多理念给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广州诸多启发。为此，我们走访了上海权威学者，深入探寻经济和人口“体量”都更为庞大的上海城市转型之路。

　　郁鸿胜谈上海城市转型

　　土地城市化不可逆，须慎之又慎

　　上海的新型城市化是人口、土地和产业三方面并驾齐驱的系统化过程。上海的土地（空间城市化）、产业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上海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第一步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支柱产业，如宝山钢铁、金山石化等推动的。钢铁、石化和造船等产业靠江靠海的大项目，形成了从海岸江岸向腹地辐射的产业带；第二步是靠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推动的；第三步是靠城市规划推动城镇化，以中心镇、新城建设为重点，使得中心城市向郊区扩张，土地发酵，但人口和产业的城市化仍滞后。

　　在城市化中，要处理好城市化与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五个方面的关系，也就是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但目前我们普遍的认识还是平面的、没有“站”起来。在上海的人口城市化方面，如果单从户籍城市化来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小郊区的发展格局，农民仅200多万人。但若考虑到超过1000万的外来流动人口，人口城市化就是值得正视的大问题，对城市公共资源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目前，要加快发展产业的城市化，其次人口的城市化要加快，而土地的城市化是不可逆的，应慎之又慎、适度慢一点。

　　“轻上海”是新型城市化路径

　　新型城市化是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特大城市普遍面临土地资源承载力和人口资源承载力双重压力的现状下，探索适应消耗生态资源少、产业经济效益高、吸纳就业人口多的可持续转型发展新路径，对此，有学者建议打造一个“轻上海”，取代以前的“重上海”。

　　郁鸿胜亦持同样观点。他说，未来十年就是要让上海摆脱沉重的资源负担，越变越“轻”。这种“轻”，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产业变“轻”。上海产业从传统上看是靠重工业驱动，除地质、矿产等之外，重工业门类齐全。今后要从“重粗黑”转向“高精尖”，让以“轻量”为鲜明特征的高端制造业、服务经济、智慧产业等成为主流。第二，人口结构变“轻”。应通过合理引导，让高素质高学历人才比重提高，通过机制性举措减少下岗、减轻政府解决就业的担子。第三，生态环境压力变“轻”。通过绿化、生态建设，上海人的心情变轻松了，眼光也更轻扬，体现出更多的国际大都市居民的自信和包容。

　　总之，上海城市之“轻”，就是城市的新型化、生态化。在郁鸿胜看来，目前广州推进的新型城市化建设，其核心内容也涵括低碳、智慧、幸福等要素，这其实也是从传统发展模式之“重”到新型城市化路径之“轻”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这一类特大城市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盘活市域城镇群驱动城市转型

　　上海“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深化完善市域城镇体系”，“市域城镇体系”与郁鸿胜近年倡导的“上海市域城市群”概念不谋而合。郁鸿胜说，上海市并不仅仅是单个的城市概念，更是一个大、中、小城市（城镇）组成的城市群，因为上海除了中心城市，还有9个新城（相当于次中心城市），有100多个镇（其中有15~20个新市镇，人口均超过30万可以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有一批城镇可以发展成为小城市）。从事实出发，我们都应该以“城市”的定位来发展它们。上海形成了一个城市连绵带，这正是上海与很多城市的新型城市化的区别所在，也有望为城市转型提供更强劲的驱动力。

　　未来竞争就是城市群的竞争，城市群是打破行政区划疆界的最有效的方式。发展上海市域城市群属于上海发展的重要内容，但也需指出，目前上海的城镇建设尚未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等级体系。新城数量偏多、人口集聚规模不大，难以适应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化快速扩张的要求。

　　他建议，上海应优化城镇体系，建立与世界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等级规模体系，改变传统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城镇行政体系，创新经营城市的发展与管理理念，形成三大重点发展区域，集聚发展50个左右的产业园区规划单元，建设600个左右的中心村，构筑上海市域特大城市、大城市（次中心城或副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四级城市等级规模体系。

　　对话·孙立坚

　　上海转型要迈过几道槛

　　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耗尽倒逼“转身”。

　　记者：2012年上海GDP超2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4%左右，这是以占全国0.07%的土地、1.7%投资、1.8%左右人口创造出来的，这说明了上海经济发展质量相当高。作为庞大的经济体，其“转身”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孙立坚：上海的“转身”可从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耗尽这几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金融危机后，上海发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都在上升，外贸需求却在减少。制造业的空间越来越小，需要新的生存模式。

　　其次，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已不能再容忍上海还是靠全球化红利来发展，反而希望上海能贡献全球化红利。他们希望上海能进口别的国家的东西，为他们创造利润和就业机会。再加上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决定了上海不能简单靠贸易顺差来发展，必须要打开内需市场。

　　再次，现在只要中国的投资一启动，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就被国际游资炒高价格，为了发展，上海必须要买高价格资源。资源红利没有了，上海在“世博会”后便提出了走新能源、低碳、经济的发展思路。

　　最后，上海以前的发展得益于制度红利，“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优惠政策、“入世”机遇等已经走到了头了，必须走向创新驱动的新制度红利。

　　“微笑曲线”的一端靠“要素”和“知识产权”带动经济发展，另一端靠“服务”和“内需”带动。

　　记者：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达到60%。这是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上海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

　　孙立坚：上海曾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也就是在“微笑曲线”的中部。这种依靠控制成本的财富创造方式已不适应上海的发展。因而，上海决定不能停在“微笑曲线”的中间，要往两端走。

　　“微笑曲线”的一端靠“要素”和“知识产权”带动经济发展，另一端靠“服务”和“内需”带动。上海提出的“创新驱动”就是要往要素发展。大量高校为形成高端的研发基地提供了基础。同时上海提出的“四个中心”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也是转向靠创新和知识来带动发展。

　　“转型发展”就是往消费发展。知识创造的产品附加值高，价格贵，上海是否有能力消费是关键。整体而言，上海中高收入群体比较庞大，再加上很多海外高收入群体也生活在上海，因而它具备了高消费的条件。只是上海没有很好地挖掘这个消费市场，导致有消费能力的人很多跑到国外消费。要扭转这种状况，应保护好消费者利益，坚持产品打假，让消费者放心。

　　上海转型发展必须迈过的“槛”：知识产权保护、低端产品的生存空间。

　　记者：在2011年，上海人均GDP就达到了82560元，已跨入高收入国家（地区）行列。其他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万美元，是迈向新一轮发展的一个“槛”，上海如何迈过这个槛？在“转身”过程中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

　　孙立坚：上海在转型发展中遇到了不少挑战，要想迈过这个“槛”，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是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加大落后企业的发展成本；另一方面，拿别人好的东西需要昂贵的专利费。上海创造的高端产品能否打入国际市场是上海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其二是低端产品的生存空间。上海也有中低收入群体，需要符合他们生活水平的低端产品。但在上海昂贵的物流成本、生产成本下，生产低端产品的企业如何生存，它们的竞争力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