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准确严谨是教材的生命。但近年来，教材出错的新闻屡见报端，比如：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张作霖照片并非张本人，屈原、祖冲之的衣襟被指穿反，战国时期的孙膑坐上轮椅，荀子坐凳子读纸质书，韩愈的生卒年被搞错、只活了15年……教材之误，也不禁让人担忧其能否胜任传知启智、教化育人的重担。

　　根据我国出版物质量管理的有关规定，包括教材在内的图书必须经过“三校一读”才能付印，经过了如此严格的流程，教科书还是留下了这么多“遗憾”，有读者甚至调侃“无错不成书”。把关者出版社为何对疏漏“熟视无睹”，反而让读者和媒体成了“质检员”？

　　目前，随着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往由一家出版社垄断全国中小学教材市场的局面已被打破，教材的多元化趋势，让各地同类教材之间出现了竞争。竞争的法则从来都是汰劣留良，漏洞百出的教材，显然是不可能站稳市场、赢得读者的。

　　市场之手纵然会遴选出经得起考验的教材和出版社，但是目前教材出版所呈现的“重利轻质”的苗头，仍要警惕。

　　出版社应认识到，教材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载体，更是培育科学精神的平台。所有不符合科学精神的东西，都不应出现在教材里。

　　就拿插图来说，在照相术发明以前，古人的画像除少数帝王之外很少有流传下来的，谁能知道李白、杜甫究竟长什么样呢？既然如此，就应该在教材配图上注明图片来源——是今人合理想象，还是确有历史依据，都应一一说明，做到“无一字无来源，无一句无根据”。只有这样，当学子们捧读着一本本编校精细的教材时才会受到科学精神的熏染，培养起严谨求实的态度。

　　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教材出版社不能采取沉默是金的“鸵鸟政策”，应及早澄清或解释，并争取在再版时修改过来。这既体现了对读者和学生负责的态度，也可避免丢失人们对教材的信心。毕竟，在读者心目中，教材是最权威的工具书，不能有“硬伤”。

　　曾长期服务中华书局的左舜生在回顾编辑经历时曾说：“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经过三个人过目。”即使抗战时期，他们对教科书，“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前辈们在艰苦卓绝之下能做到的，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