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记者冯文东）十八大以后，城市化浪潮进入新的阶段，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型至关重要，城市化从只注重增量的建设，转变到关注到农村转移人口如何向城市人口健康转型的问题。本届城市化峰会亦将目光关注到“人的城市化”，正因为此，本次峰会将三个中国城市化典型案例奖颁发给了三个公益组织所正在从事的慈善公益事业，他们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重庆巫溪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创办的“乐和之家”——3+2模式；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清华伟新教育基金共同出资设立，针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群体的“清华伟新·新公民园丁奖”项目；从被助到助人，广东农民经营“我乐益慈善商店”帮助当地地中海贫血疾病儿童项目。正是这三个项目的推出，将会场气氛带向高潮。与会专家学者纷纷发言给与精彩点评。

廖晓义做项目汇报

    案例一、作为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的非营利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从2010年开始将目光投入到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地球村的创办者廖晓义女士在重庆巫溪这一劳务输出大县进行帮扶试点，创办“乐和之家”公益组织，逐渐摸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新型乡村公益模式，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地球村创办人，著名公益人士廖晓义女士介绍，乐和之家进校模式简称乐和之家“3+2模式”，是为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保留乡村乡土文脉，连结学校与社区，关爱农村儿童的新农村教育公益模式。在政府各级部门单位的协调支持和督导下，公益组织派送社工进校进村服务。在村校成为孩子们的辅导员，音体美德的副科教师；在村社开办家长学校，传播产业实用技术，组建乡村义工队、娃娃团，为留守儿童提供家一样的关爱和教育，再造乡村社会的自助互助文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院副所长于长江对乐和之家项目给与高度评价，他点评到，这样一个行动，在现在中国的环境下，真的必须靠一些义无反顾的一群人，以这种宗教式的热情才可以做下去。当然我们当地和社会也要有这样的环境，尤其当地的政府，当地主要负责人要有这样的情怀。

    于长江认为，实际上在我们的二三线城市，我觉得管理和服务甚至还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更主要是社会重建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现有发展模式，造成了其实我们很多内地二三线乡村是残破的社会，好象我们经常说，一个不健全或者残破的家庭往往他的孩子就会出现问题，那我们二三线很多地方，这个社会本身就是残破的，所以不光是孩子，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人类可以生活的社会，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发展模式，还是城市化模式的问题，当然不是发生在城市里，是发生在人口溢出的地方。所以社会的重建，不仅仅是乡村，城市里面也有这个问题，整个社会重建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主任李人庆认为，现在新型的社会社区需要很多聚集，不仅仅是人群聚集，需要公共服务集聚，公共服务多样化，专业化。这些完全由政府或者某个人是很难承担的，需要公益社会组织来成长，来承担这个任务。实际上未来城市生活品质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建筑空间，而是生活空间。一个生活空间是需要社会组织来承担的。我们探讨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

    原巫溪县县委书记、现任南岸区区长的郑向东区长深有感触地说到，我在巫溪工作六年，重庆最偏远的一个县，现在刚到南岸工作三个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城乡之间的差距，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主题非常好，叫人的城市化，这是讲了城市化的本质，我理解我们看到城市形态的变化，刚看到了设计，看到了大型商超的建设，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需要关注，就是背后的农村。所以我想呼吁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社会，关注农村，更多关注人。

    郑向东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工作人员角度谈到他的体会，怎么能够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同时也能推进它的速度？其实这个质量和速度取决的因素不在于我们下多大的力气，投多少资本，而在于城市化的边际在哪里？现在尤其像重庆这样的地区，包括沿海发达城市，其实城市化的边境已经出现了，农村的情况，现在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城市贫民窟的情况已经制约了我们的发展，未来将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可以说是潜在影响很大的因素。那么我的体会就是不着急，再回首，向内看，这样的城市化才是有质量的城市化，才是人的城市化。

闫迎春上台领奖

    案例二、新公民”特指“农民工子女”，寓意他们在政府公共政策阳光的普照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关心帮助下，健康快乐成长，成为社会合格新公民。“新公民园丁”指民办外来工子女学校的教师，他们为外来工子女教育默默奉献，是生活在主流社会“面纱”后的一群人。为了推动全社会关心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生存与发展，表彰为农民工子女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优秀教师，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清华伟新教育基金共同出资设立了“清华伟新·新公民园丁奖”，希望通过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激发教师的光荣感、责任感，唤起社会的关注，支持他们把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三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闫迎春在案例汇报中介绍到，“新公民园丁奖”从08年开始不断覆盖到全国很多城市，在2010年进入深圳，但从一开始就遇到非常多的挑战和困难，从被怀疑被排斥到被大家广泛接受，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坚持到2012年，第三届“新公民园丁奖”颁奖，最终覆盖了东莞地区，共有160多位老师和校长获奖，同时在中国开发研究院支持下，12月15号举办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和民办教育论坛，这个活动也受到了深圳电视台以及一些重要媒体的宣传和报道。

    闫迎春透露，表彰结束之后，主办方还会后续跟一些公益组织在学校开展帮扶流动儿童的项目，组织者用游戏和运动的方式让这些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身、心、灵的发展。

    点评嘉宾深圳市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文媛动情地谈到对该案例的看法时候说，我认为农村的现代化比中国未来现代化要重要的多，所以我对很多地区动辄说要建设多少镇的概念认为有失偏颇，未来更多的外来工还是会向大城市流动的，由于现在劳动要素的增长，工资的增长，外出劳动者会带孩子生活在这个城市，那么我们城市给这些孩子什么样的教育也就代表了我们对这个城市未来十五年对城市面貌、城市文明和城市精神的期待。那么我们要对什么人教育？什么人怀着什么样的心态给孩子做教育？我参加过新公民园丁奖的颁奖礼，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我认为这个奖本身也有瑕疵，认为他的影响力是不是足够的正面，但是在中国现在的社会之下，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远不如做一个有瑕疵的行动者重要。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评点到：几年前教育部突然下文说在规定时间内彻底清理民办教师，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义愤填膺，他在报纸上怒斥教育部，说你不是人养的，但是几年之后我们仍然看到，民办教师仍然是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的支柱。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民办教师仍然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支柱，一些城市掩耳盗铃，不断想方设法撤销打工子弟的学校，可是这些孩子怎么办？许多孩子因此失学。所以我想这些现象的存在，可能正是我们这个新公民园丁奖的价值。这种工作是杯水车薪，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子孙后代的教育问题，这些微薄之力是一个水分子。到底他们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我自己内心来说，真的感觉不到希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救助在帮助在扶持这些留守儿童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让看不到希望的人看到希望，让处于绝望中的人能感受到未来，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可能这些行动是有瑕疵的，是微不足道的，是难以撼动更大力量的微弱力量，但是有可能未来的中国社会如果我们能看到和谐的中国社会的话，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些人曾经做过的努力。

黄繁明做项目汇报

    案例三、黄繁明，一个普通的广东农民，在自己的儿子得了地中海贫血症，一贫如洗无钱医治的情况下，妻子也离他而去，随后巧遇深圳好人好事公益组织总秘书长范志明，得到经济上的帮助，自己的儿子得到有效治疗，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妻子也重回家庭，黄繁明从一名被救助者向助人者角色转变，开办“我乐益”慈善商店，通过慈善拍卖捐助物的方式，善款专门救助其所在县域和平县的地中海贫血家庭，现在的黄繁铭依然四处奔波，但却不是像往常一样四处借债，而是怀着一颗感恩心在忙于慈善商店的事务。与此同时，他还定期组织志愿者在一些公共场合举办义卖活动，他深深地认识到：每多义卖出一件捐赠人的物品，就能为这些“地贫”儿童们多提供一份资助。

    黄繁明在峰会现场对大家介绍自己的故事时候讲到，目前其组织的志愿队已经发展到50多个人，也进行了社会团体注册，志愿队现在不仅是为“地贫”服务，还推动此类疾病的预防和防治，组织一些社会募捐活动。还开设了国学课堂，请老师帮助孩子们进行传统文化熏陶。

    李迪华作为点评嘉宾谈对此案例的看法时说，今天大家谈到如何救助非常需要帮助的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反复在呼吁，儿童三到六岁之间如果不能建立起跟父母之间的感情，那么这些孩子一生都不会有健康的父母感情，社会学家已经反复告诫我们，儿童如果在六到十二岁之间没有亲情，没有受到社会公平待遇，那么他们一生可能都容易走向极端，会孤独，会仇视社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这些呼吁已经在我们生活中证明了，可是这些事情到底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个社会，或者说在我们思考重构这个社会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