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6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农民工早退现象分析”主题报告中全面分析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早退的原因及其政策建议。

                 郭万达讲农民工的早退现象

    讲农民工的早退，这也是一个新词，农民工的“早退”与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问题。刚才龙部长讲到我们竞争力，国外很多人唱衰中国，当然包括现在讲的中等收入陷井问题，大家也议论比较多，提出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正好进入这个阶段，全世界从南美到东亚，确实存在这么一种现象，一到中等收入三千美金以后，觉得跨越一万美金很难了，对我们来讲，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现在讨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看法，中等收入陷井的本质条件就是工资收入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过去压制我们的工资，这可能是不对的，可能会影响农民工收入问题，但是如果过早的提高他的收入，甚至进入福利的陷阱，可能也是不行，这是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跟整个发展阶段，和整个竞争力的提高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质观点。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民工荒，工资上涨，竞争力是不是下降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我们经济学界也是讨论非常热闹，一方面我们看到2004年以后民工荒出现了，而且成为一种常态，龙部长经常到珠三角，那时候就讲到民工荒的问题，工资也比较少，这几年上涨比较快了，尤其是深圳，但是诞生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民工荒，工资上涨了，农村就没有剩余劳动力了，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研究表明，现在农村仍然有一两亿甚至更多剩余的劳动力。这个剩余劳动力我们也注意到，可能农村一些地方有老人孩子，但是从现有土地，从耕种水平来看，这个剩余劳动力是存在的，包括刘易斯的拐点，我们认为并没有真正到来。

        另外，农民工和农民之间，包括城市和农民之间的收入，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农民工和农民收入差距始终在两倍左右，当然沿海内地的差距也很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农民出来？就是因为你城市的收入比农村收入要高。这种悖论不能完全用人口红利来解释，因为现在劳动力还没有那么荒，我们城市化率是51%，但是这个还是有水分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的进程，发达国家75%的时候是什么水平？你看发达国家有一样，美国城市化率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就过了50%了，之后他还出现大都市化的情况，就是什么意思呢？刚开始也是很多城市，后来百万人口的城市占到城市里面的50%，两个概念，一个是城市化率，一个是百万人口城市占城市的比例。现在我们是说城市化，十八大讲城市化，什么是城市？现在提出有没有农民自发的城市？现在我们城市都是国有化的。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其实还在扩大，这表明城乡差距是存在的，另外反过来讲，农民进城的动力仍然是相当大，特别是最近这五六年时间。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假说，或者一个理论，就是在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城，但是又不能在城市待下去，导致农民工过早的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农民工的早退。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词，因为发展经济学里面我们还找不到，这是我们的特色，因为我们农民工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就是说还没到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他就比较早的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所以导致了民工荒的悖论，一方面民工荒，一方面还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一个方面农民农业收入还是低，另外一方面出现大量人愿意往城里走。这个是违反常理的，一会儿我们会讲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为什么说早退呢？我们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农民工平均年龄低，在深圳一看，都是年轻的，1500万的服务人口，平均年龄是19到30岁，大量工人都是17、18岁的。从全国情况看，41到50岁，50以上的务工人员显著低于平均水平。我们从这个数看出来，这是外出劳动力，这是城市的，这是国家平均水平，这是城市，这是农村。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年龄是偏低的。安徽的情况，也是跟全国情况差不多，1到40这一组相对比较低了，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的占比，这个比例不仅没有提高，实际上还下降了。
    第二个，短工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就是干三五年，一两年左右时间，五年以上占的比例是相当的低。当然短工化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年轻的农民工，这干一下，那干一下，可能也是因为不断短工导致他早退。
    第三个，城市缺乏熟练老工人。照理讲一个城市制造业，工业要有一定的传承，你去德国，去瑞士，他工业很重要，就是他有传承，包括日本。在上海为什么有竞争力？他有很多老工人。老工人在这个工种里面的技术是不断提高的。在沿海我们也知道需要很多技工，最缺的是技工，这个在沿海城市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回乡农民工非农就业率低。现在我们一些调查，农民工回乡务工的非常少，过早的退出了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状态，他退回去了，但不是重要的劳动力了。

        刚才我们讲到这几个现象，造成早退的原因很多：首先，农民工与市民存在福利的差距。为什么在城里待不下来？很重要原因就是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户籍制度、福利制度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包括区域间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差距等等。

        第二，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受到影响。本身农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都是初中以下的人员占了百分之七八十，这个在沿海在内地情况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10年在泉州做了调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25%的人认为缺乏专业知识，学历文凭低是26%，这一大块是造成农民工早退的一个原因。所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这几年新农村建设，农业收入提高，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在惠州，在其他一些地方表明这几年确实在十一五的时候，包括中央的转移支付，包括农业收入提高，某种程度上，使得一部分农民工觉得待在城市不如家乡好，这使得他早退了。

        第四，沿海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去年深圳的富士康，他一走，带走了几十万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八大为什么提出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十八大文件是说“有序”，我们认为渐进市民化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解决农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但同时要避免陷入福利陷阱。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渐进？因为你过快的增长，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竞争力，这就是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中等收入陷井，一种情况是福利陷井，一种情况是使得你的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陷阱，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认为渐进的市民化就等于路线图时间表，有一些要立刻解决，有一些要分步解决，有一些快一点，有一些慢一点，另外一个，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从教育入手，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包括产业升级，升级不等于不要劳动制造业。我们在深圳感受非常深刻，我们经常给深圳政府提出建议，我们讲教育，教育问题我们就遇到了，现在是大量农民工往深圳流，如果要全部解决，一个农民工要十万，中央主导是其他方面，包括教育、卫生这些都是地方分担的，所以我们看到现行教育投资体制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多渠道的体制，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讲，要解决教育的问题，首先就是中央地方财税税权的划分。我们讲两个红利，你必须要跟改革联系起来，你改革不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做起来是非常困难。

        我们看到基础教育里面，OECT国家政府的投入是达到91%，84%等等，都是80%以上。我们看深圳公办比例分别是55%，65%，79%，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深圳这种情况表明他的民办学校发展情况好一些，但是我们注意到，当私人资本进入基础教育的时候，多少是需要回报的，而我们农民工进入的学校都是这种学校，所以问题很多。政府的缺位带来这些问题，你的教育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投入情况是不一样的，最高的大城市，最低的贵州云南，差距都好几倍。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光要解决教育市民化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加强义务教育由中央或省级统筹。同时我们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允许所有考生在常居地接受教育，不光是高考，中考也很突出，这都需要赶紧拿出时间表来。同时我们要改进现有教育的分配制度，包括财政投入，转移支付，以及高校招生的指标分配，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行政主导，所以这就涉及到行政改革，资源改革，转移支付的改革。现在很多农民工出来了，在一些农村建立的学校没有人了，这边在深圳又不建学校，说建学校五六年以后人家离开了怎么办？我的看法这就是体制问题，如果没有中央到地方的整个体制改革，光教育市民化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只能是一句口号，或者是我们美好的梦想。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避免农民工早退，实现市民化，既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又是改革红利，因此是最大的内需。这种情况下，提供公共服务，使以后农民工不再早退，相关政策出台刻不容缓。我也赞同龙部长的说法，老一代的农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但是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能回去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央统筹力度，利益调整的情况下，你想一步到位是难的，学习我们渐进制改革中的三轨制，双轨制，我们拿出路线图是一个办法。教育问题应该尽早的出一个方案，福利问题，房子问题可以跟着农村改革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