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城市时代。然而在2012年，从暴雨后的北京内涝，到红绿灯下的城市文明，再到由城乡户籍鸿沟而产生“异地困境”，诸多伴随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城市尴尬”也集中凸现。城市规划怎样兼顾“面子”与“里子”？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从何获得幸福生活？城市中的公序良俗如何构建？初入“城市时代”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转型路上的大考。

    城市时代遭幸福困惑 学者吁“公平的城市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民众对于社会发展给予自己的“城市体验”却存在诸多不满。就医难、交通挤、“逃不走”、“融不进”……这些伴随“进城”而产生的“城市尴尬”正在削减着城里人的幸福感。

    逃不起融不进 “城漂”遭遇幸福围城

    两年前，伴随着房价一路飙升，生活压力加大，很多中国年轻人选择“逃离北上广”，他们原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归宿，然时隔仅一年，一出戏剧性的“逃回北上广”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仅仅两三年，代表着这个社会中高端的白领便经历了逃离与逃回“北上广”的反向人生。回家创业却无过硬“爹妈”资源，“逃不起”的他们迷途知返后，面临的依旧是“融不进”的难题。地下室、城中村、合租房……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继续漂在城市里“蜗居”，成为“蚁族”，抑或境况稍好点，成为“房奴”。

    其实，在偌大城市里，“融不进”的“城漂”岂止是白领，蓝领、“黑领”、“泥巴领”更是难题重重。据统计，中国目前约2.6亿农民工中，大部分是背井离乡的“城漂”。同过去温饱问题相比，时下的他们面临着更多复杂棘手的现实困境。

    “随着农民工二代的年龄增长，以前他们对公平的教育资源尤为期待，现在则遭遇‘婚恋饥渴’。”有分析指出，农民工的“融城”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就业需求、生存需求，正在向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恋爱婚姻等复杂的社会问题“转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1亿，比上年增加977万人。分析称，由于户籍制度的掣肘，大量的外来人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一系列的公共福利的附加，使得一纸户口成了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一道鸿沟。

    “办理准生证需盖章签字40多个”，“新婚夫妇为办准生证奔波两地长达三年无果”，这曾是公众对于准生证难办的“吐槽”。相较于异地办证难，令“城漂”更为举步维艰的便是异地就学、就医、购房、购车等难题。今年，“异地高考”的话题就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利益博弈，也让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更强烈。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还不够完善，其根本原因是发展不平衡，社会的空间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矛盾性比较大，这种差距会导致人员流动。另外，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这会导致人员流动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呈现一直停不下来的状态。

    逃不起、融不进，是中国“城漂”尴尬至极的现实写照，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为其辟出一条“生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终身教授彭凯平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肯定要以改革为突破口。不久前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特别强调，“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