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华是今年中国铁道部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的受惠者之一。在外务工多年，这是他和妻子春节回家成本最低的一次。

 以往为抢在春节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陈新华花高价钱从“黄牛党”手中买过票，坐过长途大巴。而他到达长沙后，还必须改乘到县里的大巴，再从县里改坐中巴车返乡。

“每年春节来回花在路上的钱，至少是一个月的收入。”陈新华说，他和妻子在东莞务工，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家乡。

“等我在城里的条件好一些，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住处，以后就让老人、孩子到城里过年了。”陈新华仔细算账后认为，让家人到东莞过年，比起自己回家过年，成本相当。而选择前者，则可避开客流集中南下高峰，逆流而上免受沿途交通拥挤之苦。

 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今年１月３０日至３月１０日的４０天春运期间，中国客运量将突破２５亿人次。铁道部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将发送旅客２．１亿余人次。

 和陈新华境况相似的农民工群体，是每年春运客流的最大主体之一。交通运输部预计全国外出农民工将达到１．５２亿人。

“春运难，最难是火车票一票难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家唐凯伦说，选择乘坐火车的主要是在城市工作的低收入群体。以至于接纳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广东省，有“一年春运看广东”的说法。

如何解决中国春运难题，始终是各界争论的焦点。对策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增大铁路等交通运力，一是提高农民工等群体的收入和社会待遇。

  长期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湖南学者王学杰教授说，农民工无论如何也要“挤”回家过年，既因中国有春节与家人团圆欢聚的传统，也是因为他们还不具备与家人在城里团聚的条件。

 农民工春运大迁移，显示出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薄弱环节。据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至２００８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４５％。但有学者认为，许多尚在城市流动打工的农民工也被纳入城市人口的统计范畴，而这部分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实际上并未真正“城市化”。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近期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提出，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仍不足３０％。

 中国经济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站在城市化潮流前沿地带的农民工如何“市民化”，是目前最需要探索解决的关键问题。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主张，降低城市建设成本以加快城市化步伐，由政府部门牵头为低收入群体建设大量“廉租屋”和低价商品房。

  辜胜阻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则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政府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比如要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等。

“农民工进城的生活状况改善后，无疑将缓解春运短期内集中爆发的客运需求矛盾。”王学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