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了不少关于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决策思路，其中提到：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一指导理念的明确与强调，折射出重大战略性色彩。

　　之所以将城镇化提到这样的高度，必须看到“全球经济减速”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中国经济欲实现“逆周期”运行，只能激发“三驾马车”中投资和消费的活力，以此来部分取代不断萎缩的国际市场。而由于政府投资拉动往往留下后遗症，故而，消费的作用凸显。

　　但我们必须正视，近些年，最终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以何种方式有效激发国民消费力，我们面临同样考验。道理上看，出路无非几点，其一，减负。通过健全社会保障网络，免除“存钱防老”、“存钱防病”的国人消费的后顾之忧。其二，增收。这就是十八大首次提出“居民收入翻一番”惹人瞩目的原因。当然，有必要打预防针的是，这种居民收入的倍增，必须是实际购买力的增加，而不是名义财富、账面数字的增加。其三，尽快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以往汽车和房地产对消费的带动性很强，现在这两方面都遭遇了一些问题，新的消费增长点在哪里？

　　“城镇化”看来已成为答案。前不久，综合各种信息，人们预测中国经济下一步布局中，城镇化将成为新的内需发动机。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印证了这一预测。

　　城镇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无需赘言。从终极目标而言，城镇化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增进国民福祉，而从现实效果和中短期诉求而言，则在于“创造需求”、激发消费，应对“全球经济减速”——据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增加1万多元，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

　　然而也必须看到，近30多年来，尽管我国的城市化率，按现有统计口径已达51.3%，但现有路径留下诸多教训，必须自我修正。有目共睹的莫过于：其一，低成本的强力推进。部分地方出于政绩考虑，赶农民上楼，失去土地的农民搬进楼房却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二，城市病的重蹈覆辙。一些新发展起来的城镇，规划滞后、废弃物和污水处理能力滞后、基础设施滞后，城市造血功能不健全。无疑，这样的城镇化不仅不能激发“新市民”消费力，长远看反而无益于“新市民”就业居住，挫伤其消费力。

　　因此，城镇化同样要讲究“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唯如此方能真正成为内需发动机。比如，以人为本。城镇化的落脚点是要让“新市民”实际购买力提高、享受的公共服务更齐全。又如，循序渐进。不拖沓也不冒进，对城市病未雨绸缪，防范“逆城市化”。又如，因地制宜。对适于城镇化的区域大力引导，对城镇化条件暂不成熟、更适于“乡村优化”的区域予以保留和扶持。广州在未来发展蓝图中，将“美丽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市化进程，一方面继续优化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农村的特色发展、生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城有城的魅，乡有乡的美。城镇化切忌大干快上、千“城”一面。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优化”，我们要的是美丽的、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城镇，以及美丽的、生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乡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

(原标题：城镇化如何担起抵御“全球经济减速”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