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把城市化率简单地当作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为追求数字指标，有的靠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管辖面积。实际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区和某些工矿区，尽管数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城市现代化水平高。又如一个省域的城市化同一个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个县所谓“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凑数字、比指标。城市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实质而重形式。

其次，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导致了对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与混乱。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变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把城市做大，导致城市是“聚集的点(中心)”还是“城乡不分的面(区域)”变得日益模糊。近年来不少地市合并，地级市已成为区域实体，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还只是区域的一个点(中心)。譬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改地设市后，很大的乡村区域都变成“城市”了，这既不符合事实，还造成了统计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辖县整县改市也存在类似问题。

第三，城市核心竞争力定位比较混乱。有的城市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甚至还出现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在产业结构上，缺乏区域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建设资金上，由于急于改变城市形象但资金不足，为了筹集资金盲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寅吃卯粮，或者盲目借贷，形成很大的金融隐患。

第四，隶属于城市政府的规划权力缺乏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审批、监管多是市议会。目前流行“规划听市长的”，而有的市长又常受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

第五，一些城市决策者忽视或不懂城市发展的区域规划，忽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既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上的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专家们认为，城市化要数量、质量并重，但更要重视质量；要速度与可持续发展并重，但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要实体与环境并重，但更要重视环境；要硬件与软件并重，但更要重视软件；要个体(城市)和群体(区域)并重，但更要重视区域；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但更要重视精神文明。

为此，专家们提出五大建议：

首先是科学定位。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总体规划，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体现特色。并且要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外条件的演变相应调整其定位，从定位和优势出发建设特色城市。

第二，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需求时，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几方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认清对城市发展的关键制约性因素，并将城市的发展限制在这些关键性制约因素的允许范围内，避免由于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三，要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因而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区域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使城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相适应，强化区域规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第四，以提高城市领导管理水平为核心，培养城市领导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断改善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的新机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是复杂的系统科学，应建立一整套科学决策制度体系，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的科技含量，避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中不科学的长官意志。建议较大城市应建立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制度。

第五，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行政、统计、城市规划等主管部门，应组织依靠专家研究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和中国城市统计区划问题。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统计区，并稳定城镇化统计指标，建立可对比的城市统计资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