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告诉本报记者，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因此需要一个在经济和环境上更加可持续的新模式。同时，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驱动力，中国和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关系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要释放相互投资潜力、贸易好处以及科技潜力。

    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而言，城市化将是关键驱动力之一，城市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认为中国能够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犯下的错误中学到很多。”谈到中国对外“取经”，保尔森首先提到了美国的教训，“我们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我们基于汽车建设城市，而非以人为本。”

    但他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区别，其规模之巨大、速度之快，让管理城市化的任务更加艰巨：“很显然，20世纪的城市化模式未来将不再奏效。我也相信，未来数年中国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改变其现有的城市化模式，采用一个新模式来减少社会、经济与环境压力。”

    保尔森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新模式，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环境和可持续原因。

    “从经济原因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不得不做出改变，因为过于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出口。”保尔森认为，中国有必要采取根本措施，例如人口迁移改革，消除人口流动限制，这可以刺激消费，解决结构性问题，有助于经济再平衡，从而减少出口依赖。此外，中国还有必要进行房地产市场改革。

    在环境与可持续性问题上，保尔森强调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要过于关注短期。“短视不会带来长期繁荣。”保尔森表示，中美双方需要合作建立一个新的长期经济框架，能让两国走向长期繁荣。因为“只有从长计议，才能看到资源稀缺性，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会竭尽自然资源也不会破坏环境的经济模式”。因此，他强调，如果从长期来看，环境与经济增长并不互相矛盾，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