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是缩小区域差距，并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保障。

　　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么，最终只有当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至零，劳动力流动才会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城乡和区域间的平衡才真正实现，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景象。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移民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们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劳动力流动起来的时候，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车，有的地方搞旅游。地区之间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的最有效途径。

　　劳动力自由流动了，人们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可以形成地区之间的竞争，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服务搞不好，我就走人，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税收，就必须搞好公共服务。现在，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多花钱提高公共服务，其实就和人口流动不自由有关。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就不能顺利缩小，当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很大时，要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后患无穷。

　　比如，当经济总体上衰退时，一个大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常用的做法就是降低利率。利率降低的结果是刺激投资，鼓励地方政府借债。如果全国各地同时借债，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借债过度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总是想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却会忽略偿债能力应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之上。一旦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来应对的时候，首先出现偿债危机的就将是欠发达地区。

　　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在市场统一和要素流动的情况下实现地区间分工，当上海成为纽约时，中国的内地更像美国的怀俄明州和犹他州，专业化于农业、旅游和资源产业。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上海还是会逐渐成为纽约(或香港)，但中国的内地却需要面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理由相信投资者宁愿去中国的内地，也不去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的地区间差距将是香港与东南亚的差距，或者西欧与东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