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市5名男孩在垃圾箱里避寒而不幸毙命，这幕惨剧触动了众多有良知的国人内心的隐痛。20日新华网披露，“毕节市委、市政府对在此事件中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目前，5名死亡男孩的善后工作已妥善处置。”

　　在我看来，在事情细节尚未充分展示的情况下，所谓“严肃处理”与“妥善处置”都只能是初步的。所谓“5名死亡男孩的善后工作已妥善处置”，不过是亡童在殡仪馆等候火化，孩子家属无人闹事而已。这些家长本来就是有责任甚至涉嫌遗弃犯罪，无人闹事就“妥善”了吗？

　　这些人的确有父母，但对于这5名将生命终结在一个垃圾箱里的男孩来说，他们的成长几近无人看管，他们“像野草一样胡乱生长”，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从留守变成流浪，这应该不是毕节一地的问题。5名男孩之死刺痛了国人的恻隐之心，谁来、怎样安妥我们大家的心才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

　　我浏览了一些网友对此事的评论，若是就事论事问责来平息公众的悲愤，我基本赞成沈阳市网友 [sugong5555]说的：“即使孩子淘气，也要送到管理淘气孩子的学校，不能辍学到社会，世界上还有管不了孩子的地方吗？什么样的人管不了？孩子不懂事，官员也不懂事？孩子的父母不管，官员还管不了孩子的父母？淘气的孩子要送到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那儿去，老师没把孩子教好，说明老师不称职，就应该处理教师。”

　　这些话理论上都是对的，符合目前“大政府”的现实逻辑，尤其是我看到孩子们冻死、毒死的那些垃圾箱上写的口号“人人参与创建 个个争创文明”，真的想到摇滚歌手何勇愤世嫉俗的歌词：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面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然而，贵州毕节地区这样的贫困地区，恐非沈阳市可比，说不定真的“官员还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人都找不到在哪里，怎么管！据毕节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唐光星说，亡童“是3名兄弟家里的5个孩子，父母有的在外打工，有的已经离异”。我爱人上个月去贵州某县参加支教活动，了解到好多小学生已数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有人的父母在外打工9年未回！再者，穷乡僻壤哪里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校、老师都在大都市！

　　我不忍心责备孩子们的父母。他们的生存很艰难，生计艰辛而脱贫无望，父母子女不相顾、夫妻离异很正常。这就和我们过去搞“忆苦思甜”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时，喜欢讲逃荒讨饭卖儿卖女是一个道理。

　　不必用圣雄甘地的话来说明“贫穷是罪恶之源”，中国古话不是也有“饥寒起盗心”、“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潜台词衣食若不足则……）吗？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这么穷？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物质丰裕早已不同于19世纪初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女孩》、狄更斯写《雾都孤儿》的时代。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确造成了如今这些令人痛心的贫困家庭和未成年人。

　　最教我心有戚戚焉的是深圳市宝安区一位网友的话。他写道：“其实他们的父母//已经是成年流浪者了//然后//他们才是流浪儿童//为什么要流浪？//据说是为了一种树//它叫橄榄树//其实//橄榄树到处都有//没有的只是//指认橄榄树的人”。

　　可不是吗？这些“留守儿童”为什么不能跟随父母成长而沦落街头？因为他们的父母到城市打工，也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今年在这个城市，明年还不知到哪里去！在城市里，有的住建筑工地的工棚，有的给人家搞装修夜晚住在工地上；有的住工厂大宿舍；即便在某个城市呆数年，也很难成为市民。于是，在新社会条件下，出现了不同于旧社会的“妻离子散”。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由出生地带来“胎记”般的不公，被硬生生割裂的人伦与亲情，以及由教育资源分配失衡而形成的社会阶层固化，我们还要容忍多少年？有没有时间表？

　　这是天问吗？每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该来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