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长安街永安里等路口看到，增大版的红绿灯和普通红绿灯没有明显区别，只是直径加大，如果不仔细看根本辨认不出来。但红绿灯确实比以前更加醒目，驾驶员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

　　据了解，对于红绿灯的发光面大小、视认距离，国家都有相关标准，400毫米已经属于标准中常规红绿灯的最大型号。

　　第一批增大版红绿灯，率先安在了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的大望桥至八角桥的各个路口，以及海淀、亦庄等地的大型路口，这些路口宽阔、车道多、车流量大。红绿灯尺寸加大后，视认距离保证将大于150米，也就是说，司机在150米范围内，就能清楚看到路口的红绿灯状况。

　　本市的交通状况一直比较复杂，交管部门从细节着手，不断科技创新，改善交通设施，提升科学管理水平与为民服务水平，方便交通参与者。市公安交管局设施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我国是自行车大国，形成了我国的一些交通特色。“在国外，大部分国家禁止在路口50米范围内种植植被，即使有，也是比较矮的灌木丛。但是我国从历史上形成了行车道旁种植树木的习惯。道路两旁的树木多，可以为骑车人遮阳挡雨。但这些路树也给交通带来一些麻烦，容易遮挡红绿灯和交通标志、标牌。另外，本市机动车持续增长，车辆排队现象也比较普遍，队排得越长，队尾司机观察路口红绿灯就越困难。”市公安交管局设施处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本市不断通过增加悬臂式红绿灯、设立多光源信号灯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此次安装增大版红绿灯也是为了尽可能地方便司机在行车时观察路口红绿灯。

　　揭秘

　　老交警讲红绿灯的故事

　　55岁的交警浦勇，工作30年全是在跟红绿灯打交道。“凡是红绿灯的事，你就问吧。”刚见到记者，老浦还有些拘谨，但一谈起红绿灯，整个人马上变得神采奕奕。

　　七十年代：

　　岗楼里放着备用灯泡

　　在设施处的小院里，一条笔直的小路上，各个时期的交通指示牌、红绿灯、斑马线，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型的交通设施博物馆。

　　指着第一处红绿灯，浦勇说，“这个最亲切，我刚工作时，马路上有许多这种老岗楼似的红绿灯。”黄色的圆形岗楼上，顶着一套红绿灯。

　　那时，全北京只有40多万辆机动车。“一到晚间，稍偏远的路口很少能见到机动车。”

　　让浦勇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的红绿灯用的全是白炽灯。白炽灯理论上的使用时间只有3000小时，被当做红绿灯的光源，其实际使用寿命更是只有短短几百个小时。那时的交警，上岗时岗楼里放着灯泡，因为红绿灯随时会“憋”，要不就是只绿没红，或是只红没绿。“有时灯坏了就只能在路上拦下一辆大卡车，让人家把车开到红绿灯底下，我们爬上车顶换灯泡。”

　　那时的红绿灯还有个特点，全手动，没有自动信号。7个钮，东西直行、南北直行、东侧绿黄、西侧绿黄、南侧绿黄、北侧绿黄和四向全红。“一个灯，一个交警，就把一个人拴死在路口了，不能离开，控制红绿灯完全靠手扳。”

　　八十年代初：

　　变灯不再用手扳

　　1980年，北京研制并开始使用了自动信号机，红绿灯改成了自动控制，从此后，交警不用再手扳红绿灯。被解放出来的警力更多地投入到了路面执勤。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只有遇到“绿黄灯”机动车才可以左转。“绿黄灯，其实就是左转灯，在以前，绿灯亮时是不可以左转的，只有绿灯和黄灯同时亮起，司机才能左转。”法规修订后，绿灯才成为左转和直行两种交通行为的指示灯。

　　1985年左右，多相位灯诞生，也正是从这时起，左转和直行开始分车道行驶，道路通行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事故率也同时降低。

　　迈入21世纪：

　　北京红绿灯三个应用第一

　　刚刚迈入21世纪，北京的机动车数量迅猛增加，交通设施的更新换代与变革速度堪称惊人，还拿下了三个应用第一。

　　2000年，路段人行横道自助信号灯在平安大街等道路的10处路段安装。很多人开始尝试在等红绿灯时先按下灯杆上的按钮，给信号机一个信号——我要过马路。这也成为北京的首创。

　　与此同时，低耗能的LED红绿灯研制成功，白炽灯泡逐步退出红绿灯的历史舞台。

　　还是在2000年，北京独创了另外一种红绿灯，目前几乎推广到了全国各地，那就是左转弯待转灯。“最开始，左转弯待转只是在桥下路口，我们当时就想着，如何能把桥下的这一块空地利用起来，于是在全国最先提出了‘二次等灯’的概念，就是把整个左转弯过程分成2个步骤，划出左转待转区。”左转弯待转灯的出现，立即大大提高了路口通行率，并推广到平面十字路口。

　　2002年，北京首先在环路安装、使用带车道诱导箭头的车道灯。“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交通情况非常复杂，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有可能造成长时间的拥堵。”浦勇介绍说，车道信号灯主要使用在多车道道路，绿箭头、红叉子指示车道是否封闭，能不能走，司机都应注意查看。

　　2007年，北京机动车突破300万辆，随着机动车数量的飞速增长，北京交通管理开始突出“重服务”的理念。“以前路不够了分时，时间不够再从路上挖资源，当我们发现，道路和时间都难以再‘压榨’后，我们开始从细节上改进交通设施，加大创新力度，将科学管理和高效服务结合起来，为群众的出行提供最大程度上的便利。”浦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