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发表题为:“经济走势和应对策略”的主题演讲。王一鸣表示,本轮经济放缓的原因相对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的变化,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重视稳增长的问题,就要明确宏观调控面临多重的目标,一个是短期如何稳定物价;一个是中期如何保证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还有一个是长期如何确保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来说,短期需要适当扩大公共投资,中期则是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机制。
本轮经济放缓原因复杂
王一鸣说,要分析目前经济放缓的原因,就要从长一点的时间段来观察。从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的变化看,最高点在2007年的二季度,三季度开始增长率放缓,但是当时经济还偏热,中央采取了双紧的政策,经济增速的放缓人们并不太去关注。到2008年的四季度,金融危机开始冲击中国经济,经济增速发生了比较大的下滑,当时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可能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所以采取了刺激政策。
刺激政策实施以后,2009年一季度依然在放缓,最低点的季度增长率是6.6%。二季度经济开始强劲反弹。但是到了2010年一季度,在刺激动能逐步释放以后,季度增长又开始慢慢的减弱,一直持续到现在。比较来看,2007年三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上一轮经济放缓经历了七个季度,幅度为8.2个百分点。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现在,如果把2010年四季度的轻微反弹忽略掉,这一轮经济放缓经历了十个季度,共放缓了4.3个百分点。这说明总体上第二轮放缓的幅度要小很多,更接近于软着陆。如果说上一轮都没有出现硬着陆,这一轮经济放缓的时间更长,放缓的幅度更小,就更不容易出现硬着陆。
这轮经济放缓的原因也需要讨论,因为它相对比较复杂,既有周期性的变化,也有结构性的因素;既有外部需求的收缩也有内需增长的放缓;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
逐条分析,先看内外需求的问题。我国出口通常每年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今年的出口在大幅度回落,今年1-8月份只同比增长了7 .1%,7月份当月只增长了1%,8月份当月出口增长2.7%。全球经济的放缓是出口增速回落的重要背景。中国对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出口呈现大幅度的回落,7月份负增长16.6%,1-7月份累计负增长3.6%。
内需一般包括投资和消费两块。其中投资的增速也是逐月在放缓,1-8月份同比增长20.4%,比1-7月份又下降了0.2个百分点。投资里面主要是三大版块,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一个是房地产投资,还有一个是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因为2008年刺激计划的实施扩大了基数,所以现在没有新的投资计划的话,同比速度很容易大幅度回落。今年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负增长2.1%,到5月份以后,国家投放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现在开始回稳,但是速率还是很低,上半年只有4.4%。第二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行业从去年1月份开始调控,由于人们买房子都是买涨不买跌的,于是需求下来了,投资就很难稳定。所以房地产投资也是持续的回落,只是还比预期的要好,是渐进的回落,上半年是16 .6%的增长率。第三个就是制造业投资,受到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一个理智的企业家很难再去投资。从这三个板块来看,都没有强劲增长的动力,所以投资增速在放缓。
再看消费,同样是逐月下降的过程。7月份是13.1%,8月份是13.2%,往常一般是17%-18%。消费增速的回落跟调控政策是直接关联的。比如对房地产的调控,就使得与房地产关联的这些消费品,比如家具、家装、音响、器材等的销售额都下降了。这块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也成为近期家电供应商价格竞争的背景。另外,由于去年有人预期会高通胀,为了保值买了许多金银珠宝和奢侈品。今年由于物价回稳,加上国际上黄金价格回跌,这方面的销售也在下降,对消费也有相应的影响。
再看周期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因素。本轮经济放缓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因为经济都是有周期波动的。而且这一轮经济的波动,因为金融危机,下行的周期被拉长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要恢复到平均的趋势线大概要7年。今年才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五个年头。
按照王一鸣的理解,结构性因素主要讲的是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最大的是内外需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的不平衡。我国之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的特征就是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如果国际市场变化,出口往往首当其冲。出口下降反过来会影响投资,结果造成产能的严重过剩,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
最后看短期波动和中长期因素的相互作用。短期的因素就是一些政策性的因素,比如去年抑制通胀实行政策的紧缩。去年把防通胀放在首位,所以采取了很多抑制通胀的手段,货币明显的收紧。另外,去年对房地产的调控,规范地方的融资平台,对现在的经济放缓可能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中长期因素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很难实证性的去计算到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不过经济学界一致共识,我国现在处在阶段性的转化之中,将从所谓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按照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劳动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投入取决于储蓄水平,储蓄率的变化又跟人口抚养比成关联关系。现在我国老年人比重迅速提高,被抚养人口占比由下降开始上升,通常来说老年人储蓄会减少,所以社会的储蓄率就要下降。
劳动力的供需形势实际上也在变化。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再往后就要缓慢的下降。资本投入减少,劳动投入减少,经济要保持原先的增长速度就只能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本世纪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是下降的。因为上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转移,比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到服务业或者进入到制造业,它的劳动生产力会提高5、6倍甚至7倍。但是现在这种转移的进程在明显放缓。还能靠什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从企业层面来看,现在我国的技术进步还很慢。过去很多年我国搞加工贸易,这种代工路径一旦形成很难调整,所以在技术进步方面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一个就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也不允许我国继续高速增长。
稳增长要扩大公共投资
鉴于本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如何调控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王一鸣说,现在有两种观点,有的说要强化逆周期的调控,有的说要顺应经济规律让它自然调整。为什么不能放任自然调控,因为经济持续的下滑会带来一连串的变化,比如说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产能过剩不光只在传统产业,也在新兴产业。我国风能设备利用率只有50%,太阳能90%出口欧美,但是现在美国反倾销,欧洲也反倾销。而且企业一旦遇到产能过剩就要减员,就业压力就会迅速增大。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不大,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增长开始明显放缓。但是如果经济持续下滑,就业压力还会出现。
另外,企业收入减少了马上就会影响到政府的收入,8月份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2%,往常是超过20%。而政府收入开始下降,就又会带来诸如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三角债的风险等等。中国经济基本增长模式还是速度———效益型的,只要增长速度跌破7%,效益就会大幅度下降。政府企业收入也会下降,个人收益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不能自由放任,就还是要重视稳增长的问题。短期的应对,不得不去考虑的是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来看,现在还是有不确定性,就是说不清楚。比如欧元区会怎么样,希腊会退出欧元区吗,欧元会解体吗,谁都说不清楚。从几大经济体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回暖的动力不足,说到底是缺乏新的技术革命。欧元区还是处于危险阶段,一季度零增长,二季度负增长-0.2%。现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重债国的衰退幅度在加剧,德国经济也开始出现了放缓,法国则是三个季度零增长。日本经济肯定好不了,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的电器销售受到巨大的冲击,索尼电视在欧洲比其它品牌贵三分之一。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国内关停核电站,电力供应又不足,争钓鱼岛更是导致8月份对华出口下降了9%,日本国内矛盾巨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也在放缓。
另外,还要明确宏观调控面临多重的目标,一个是短期如何稳定物价(8月份物价已经开始回升);一个是中期如何保证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所谓合理区间,就是与潜在增长水平大体一致;还有一个是长期如何确保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外部环境和多重目标的约束下,当前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就定为稳中求进,就是先要稳住,然后培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具体来说,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结构性减税,在财政减收上加大了力度,营业税改增值税,已经扩大到十个省市,据财政专家估算在一千亿到两千亿元。在货币政策上,有两次不对称的降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为库存规模很大,银行信贷又非常谨慎,它们的融资需求下降。第三,增加技改投入,相关贷款中央财政拿一部分钱来贴息。第四,民间投资出台了42个实施细则,尽管这些细则还不完全到位,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第五,在消费领域进行节能家电的政府补贴。最后,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污水处理、水利、高速路等。这是今年以来已经在做的。
这些措施实施后,在三季度开始慢慢见效。据王一鸣估计,经济会在三季度筑底,四季度回稳,甚至有轻度的回升。至于明年,短期的稳增长政策还需要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比如还需要继续投资高速铁路等铁公机项目。比如首都机场,飞机进出港率是全世界第一,每年的流量超过7000万。这样的超大城市,只有一个机场,所以北京要在大兴和河北的交界处建第二个机场,流量一个亿。以后还要在第二机场和第一机场之间建一个高速通道。还有医院,养老院,停车场等,也需要建设。
除了扩大公共投资,财政上还要在其它方面增加支持力度。因为财政减收,再减税比较困难,但是可以对技改研发之类的事进行所得税抵扣。第三,适度放松货币,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息都还有空间。第四,激活民间投资,民间投资真正激活就要在石油、电力、电信、航空、铁路等领域拿出有经济效益的项目给民间资本投资,从而起到示范效益。城市公共事业,比如养老院,也可以向民间资本开放,还可以给民营企业一些补贴,并让它们特许经营。第五,出台一些政策促进消费。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第六,房地产市场现在靠行政手段价格回稳了,今后要考虑怎么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比如大幅度提高交易税率,限制投资、投机交易。如果房地产交易税提高了,导致大量有房人士持有住房,就还需要渐进地推进房产税,前提是要逐步建立起财产登记制度。第七,要稳定拓展外需。中国过去的发展跟海外市场分不开。现在欧洲老了,就要找新伙伴,就是新兴市场。今后我国向新兴市场出口的份额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