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刘辉委员分析的，包括提高停车费在内的应对城市拥堵的政策措施，其责任主体都是老百姓。即使出于节约生活成本的考虑，提高停车费后，老百姓的机动车出行需求会减少。但哪怕停车费提得再高，也没听说、更不可能出现为了节约成本而减少公车出行的现象。而且，公车出行增加的费用，要由公共财政来负担，归根结底还是由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来承担。

　　因此，老百姓当然要强烈抵触提高停车费以应对城市拥堵的对策，因为所有成本最终都将由他们来承担。这不是老百姓觉悟不够高，而是由公共政策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导致的，即老百姓要承担全部义务，却享受较少收益，而公务人员不用承担任何义务，却可心安理得地享受拥堵减轻后的出行便利。不对应义务的权利，无疑是十足的特权。在“不患寡而患不公”呼声日渐高涨的社会现实之下，如此与公众诉求背道而驰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受到诟病是理所当然。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如果要有足够说服力、能得到有效实施，就必须政策面前一视同仁，不能有享受“治外法权”的真空地带。考虑到权力的示范性和影响力，权力率先垂范，对于公共政策的执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可和自觉遵守作为前提，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实施起来，都会由于执行成本过高而难以执行或形同虚设。

　　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方面，权力率先垂范，对公车“动手术”，能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2006年北京举办中非论坛期间，北京市曾推出封存一半以上公车的措施，结果交通拥堵状况有了明显改观。而且，北京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49万辆公车入库封存，本市各机关事业单位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影响”（《华夏时报》2006年11月7日）。

　　一个个案说明的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公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很多闲置公车沦为私用，甚至成为制造城市拥堵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既浪费了纳税人贡献的公帑，又使公共资源变得不必要地紧张。因此，从源头上治理公车，既是预算民主、预算节俭的体现，也会带来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的实效。

　　权力率先垂范意味着权力要“革自己的命”，这在很多时候会像让人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难。因此，必须对权力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让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敬畏和珍视民意，而非总是苛求老百姓胜过苛求自己，这也是“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要受人民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