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卫生部拿出非信息制作单位、会议纪要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公布纪要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增加行政管理工作负担”等理由，辩称不予公开的合理与必要。然而，法院认定，会议纪要系卫生部在履行其法定职责过程中制作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不仅作为个案认定，否定了卫生部的理由，也将作为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典型判例，对此后相关案件的判决起到重要示范作用。

　　公民锲而不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终得法院判决支持，不少人站在这一角度，认为当下的结果是一个“双赢”，即公民意识觉醒下的公民行动，结合司法公正判决，共同推动信息公开实践向积极的方向再度迈进。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可能还过于简单和乐观。

　　我们看到，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会议纪要显然不属于几项特定的不予公开事项，但事实上仍然不能公开。如果不是申请人的执著追问，很难得到这样的结果。可以说，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愈是曲折，很可能愈发表明社会信息的封闭状态。

　　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本意在改善政府工作，保障公民监督权。因为公开，民众监督的无形压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的滥用和失当。从这个意义上，公开应该主动作为，而不是被动应对，甚至敷衍塞责。把所有信息握在手中，等待公民“上门”申请，再予以答复，应当说，这样的形式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公开。更何况，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有公民申请政务公开，通常也会受到重重阻力。

　　既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均有相应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阻力在哪？

　　以生乳新国标制定会议纪要来说，实际上，新国标甫出即陷入质疑漩涡。不公开的几大理由，性质并不一样，但在法院那里却是截然不同的说法，尤其是所谓“影响社会稳定”，进一步让人疑惑，质疑这么多，公开究竟会怎么影响社会稳定？

　　应当说，政务信息公开的顶层设计问题早已解决，时下最为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落实公开。该公开的事项不公开、选择性公开、避重就轻地公开的情况不是个别地区、部门的问题，政府部门、机构的行事逻辑并没有以公开为首要前提。民众所普遍关心的，涉及民众重大利益的相关信息越是难以公开。也就是说，公开应起到的事前制约、“施压”作用无以“生效”，进而事后不愿公开、不敢公开。

　　司法判决卫生部公开答复有一定指征意义，但更多没有公开的类似情况，那些不愿公开、不予公开来自于哪里？如何让公开主动、常态？或许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