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潭在查看过张廷振的劳动合同后认为，这是一个陷阱合同，富士康想以惠州低廉的工资标准钻法律的空子，既可以少交社保，又可以规避企业必须给员工交社保的法律监管。“这是一种新现象，值得每个打工者引起注意。”张小潭说，按照法律规定，即使公司所在地在惠州，而被派驻到深圳工作，也必须按深圳的标准交纳社保、享受深圳的社保待遇。但现在一些企业为了省钱，玩一些小花招，罔顾员工利益，值得高度警惕。“这应该不只是一个个案。”张小潭说。

　　张广德在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过程中获知，类似张廷振这种人在深圳上班、劳动合同上的用人单位却在惠州的情况，在富士康不在少数。“可能是几千人，也可能是几万人。”熟悉富士康情况的有关人士称。

　　但深圳市社保局副局长杜斌对晶报记者表示，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不排除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假劳动合同，“如果仲裁机构裁定公司与员工的事实劳动关系在深圳，工资在深圳发，而公司没有在深圳为员工交纳社保，按社保有关规定，公司要受到处罚，工伤也应由公司赔偿。”不过，他认为，企业钻这个空子不一定划算，因为惠州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比深圳要高，但就工伤赔偿来说，深圳的赔偿标准确实要远远高于惠州。

　　张广德又仔细查看了儿子的劳动合同，他发现，合同上的签名不像儿子的字。“这份劳动合同是不是真的还很难说。”张广德说，他对儿子的字迹非常熟悉，合同上儿子的签名与他平时的签名不符，他怀疑这份合同是儿子出事后富士康“制作”的。他到惠州市社保局查询发现，儿子的社保记录上有交纳利息的记录，“他们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事后补办的社保。”

　　张广德说，张廷振进入富士康工作后的工资单上，一直印着“富士康科技集团总部周边事业群员工薪资单”。但从今年5月份起，当富士康得知张广德对张廷振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提出疑问后，张廷振的工资单被改成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基准精密员工薪资单”。

　　7月20日，富士康公司派了5名工作人员到市二医院，要求张廷振出院，到惠州做伤残鉴定，否则就停止发放生活费。张广德咨询过律师后向富士康提出，儿子治疗尚未终结，病情尚不明朗，按照法律规定，伤残鉴定应在治疗终结后进行，他不同意到惠州做伤残鉴定。其后，富士康有关人员又多次通过短信等方式通知他，要求带张廷振到惠州做伤残鉴定。短信称：“如逾期未到，即视为拒绝鉴定，公司将停止支付张廷振相关费用，并且将到相关机构申请追偿已支付费用”。

　　7月29日，富士康负责处理张廷振事宜的刘昌剑通知张广德：所有找富士康报销的费用发票，开票名称必须改为“基准精密工业(惠州)公司”，否则不予报销。

　　对于为何张廷振在深圳上班，却与惠州的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富士康方面一直与张广德联系的刘昌剑对晶报记者称：“我也不知道。”随后便挂断电话，再也不接听。

　　在律师的建议下，张广德到有关部门要求确定张廷振与位于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公司事实劳动关系成立。他先到惠州，惠州和博罗有关部门不予受理；他又到深圳市劳动仲裁委、宝安区劳动仲裁委、深圳市社保局、宝安区社保局、龙华街道办、龙华劳动仲裁庭，举着牌子，跪在那里。张广德在一个月里走烂了两双鞋，不惜一次又一次地下跪，终于“感动”了一位领导。在领导指示下，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终于受理了他的申请。张广德已接到通知，张廷振诉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公司的劳动仲裁案，将于下月24日在龙华开庭。(下转A08版)

　　到富士康工作不到3个月，张廷振遭电击摔下被切除左脑。左脑切除的后果极其严重：张廷振的智商为零，失忆，失语，右侧肢体瘫痪。

　　张廷振是富士康总部周边事业群塑应中心的设备维修工程师，其时，他到富士康工作不到3个月，还在试用期。

　　2011年10月26日这天下午，张廷振和同事刁良有被派到龙华厂区工务课粉碎车间维修楼顶的射灯。据刁良有事后描述，他们13时半准时上班，先到E12A栋修好了北面的第一个射灯，然后刁良有背着梯子，张廷振拿着维修工具，去修南面的第二盏灯。刁良有扶着人字梯，张廷振爬到梯子上，把灯罩打开，看到灯管黑了，便让刁递上来一个灯管。张廷振安装好灯管后，让刁良有去捂光控开关。1分钟后，13时40分许，刁良有从几十米外的墙壁处捂完光控开关回来时，发现张廷振已摔倒在地，“他的右手像快死的人一样乱抓自己，左手也是一样乱抓自己。”刁良有说。

　　刁良有事后回忆，张廷振应该是因没戴绝缘手套，不慎被电击倒后摔下。因为张廷振倒下后，人字梯并没有倒。“上班时张廷振戴了安全帽，穿了工鞋，拿有验电笔、万能表、灯泡，唯一没戴的是安全手套(绝缘手套)，因为公司仓库的货架上没有安全手套。” 刁良有说。

　　张廷振摔倒后，刁良有急忙打电话给班长刘春成，刘春成和主管陈利君赶到现场。刁良有背着张廷振，经E12A，绕过E12栋和E8、E7，一口气跑出300米远。接着，同事袁啸轩又接替刁良有背起张廷振，一直把他背到公司的南大门。公司的商务车等在这里。

　　刁良有说，把张廷振从摔伤现场背出来到放进公司的商务车里，时间不超过10分钟。但是，晶报深度调查记者查询到，龙华人民医院的接诊记录显示张廷振入院时间为15时10分。也就是说，从13时40分事发，到15时10分入院，张廷振被耽误了整整90分钟。而从富士康南大门到龙华人民医院，路程不过2.8公里。正常情况下，张廷振从摔伤到送进医院，应该只需20分钟到半小时时间。“我背着他时还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口鼻在出气，放上车后，他的四肢也能活动。”刁良有说。

　　这90分钟，富士康的商务车载着重伤的张廷振去了哪里？刁良有因没随张廷振上车不知情。张广德曾询问富士康有关人员，有的回答说先去了富士康医院，有的说去了龙华另一家医院，但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地解释这90分钟是如何耽误的。张广德认为，富士康在事发后未及时将张廷振送医和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延误了儿子的救治。这成为他此后控诉富士康“不人道”的第一条“罪状”。

　　根据龙华人民医院后来的诊断记录，张廷振当时系从4米高处落下，头部着地，左脑凹陷，伤后持续昏迷、呕吐，双侧鼻腔流血，送到医院后出现全身抽搐和呼吸停止。他被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同时双肺挫伤。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张广德，按照张廷振的病情，如果摔伤后立即送医，医院条件许可，张廷振可能只需治疗几个月就可出院，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他的治疗被耽误了。

　　张廷振在医院里昏迷了差不多一个月。龙华人民医院对张廷振先后施行了两次开颅手术，将他的左脑和部分头壳切除。之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又为他施行了颅骨修补术和脑部—腹腔分流术等两次开颅手术，安装了人工颅骨及分流管。经过5个月的治疗，张廷振由神科外科转入康复科。

　　左脑切除的后果极其严重：张廷振的智商为零，失忆，失语，右侧肢体瘫痪。

　　当晶报深度调查记者与张廷振打招呼时，张廷振只会像一个1岁的孩子，好奇地看着人傻笑。“他很长时间只会笑不会哭。”张廷振的妹妹张红玲说，有一次妈妈假装要打他，他才哭了。

　　张廷振成了一个每一分钟都需要人照顾的人，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吃饭需要人喂，大小便需要人帮助，走路需要搀扶。更重要的是，他谁都不认识，什么都不记得，一个正常成人对社会的所有认识都已丧失。

　　人生的悲哀莫过于，自己的亲人每天陪伴、服侍着他，而他却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为张廷振争取正当权益的战斗，从他摔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在深圳富士康工作，劳动合同却在惠州。

　　当张广德连夜坐火车赶到深圳时，已经是第三天凌晨1时多。妹妹张红玲在江门打工，距哥哥最近，她得知哥哥出事后当天晚上就赶来。

　　张廷振手术后很快感染，烧成肺炎。张广德认为龙华医院条件有限，要求转到条件好一点的市级医院，被拒绝。到第21天，龙华医院准备做第三次手术，张广德央求在深圳认识的老乡帮忙，终于将张廷振转到了市二医院。

　　张广德说，张廷振摔伤后，他的所有物品，包括电脑、身份证、社保卡、工资卡、工作证(厂牌)、劳动合同等都被富士康扣押。在市二医院做手术必须有本人身份证。今年1月9日，张广德赶到富士康，想要回儿子的身份证和其他被扣押物品，没料到，“在富士康厂区南二门，我被保安拖进厂区暴打了一顿。”张广德说。

　　4月9日，张廷振从神经外科出院，转入康复科治疗，需富士康有关人员在社保局账单上签字，但富士康的两名相关负责人就是不签字。不签字，张廷振就无处可去，在深圳也无家可归。没办法，张广德只好拉着不让他们走。这两人竟在市二医院门前的立交桥下对张广德动粗打人。张广德报警后，在派出所的协调下，富士康派来一个主管签了字。

　　2012年1月6日，张廷振的工伤决定书下达，张广德才知道，儿子的用人单位不在深圳，而是“基准精密工业(惠州)有限公司”，工伤认定机构是惠州市博罗县人社局。

　　由于工伤赔偿标准按照当地的平均工资计算，而惠州的平均工资远远低于深圳，这意味着，初略估计，如果在惠州，张廷振能获得的工伤赔偿将比在深圳少三四十万元。

　　被切除半个脑袋的张廷振属于严重伤残，今后一辈子都需要有人照料，赔偿标准过低将使家人无法应付以后的生活。张广德说：“我儿子从面试到工作一直都是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厂区里面，从没有去过惠州，工资也是位于龙华的富士康总部周边事业群发的，怎么可能工作单位变成惠州呢？”

　　张广德千辛万苦终于找富士康要来了儿子的劳动合同，顿时傻眼了：合同上的用人单位确实写的是“基准精密工业(惠州)有限公司”。合同第二条明确写着：“乙方的薪资关系所在地为惠州市，除该地点外，工作地点不限于中国大陆和集团在国外投资各地，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及关联企业投资各地的工业园区、据点等所在地或临时派驻/出差地。”

　　不管劳动仲裁结果如何，富士康或社保局赔偿多少钱，都已赔不回张廷振26岁的青春和今后的美好人生，以及养育他长大的幸福家庭。

　　1986年11月出生的张廷振，2010年毕业于河南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张广德说，儿子高中时体育成绩非常好，100米短跑最好成绩11秒4，曾获得周口市冠军；铅球能扔到12米，在河南5个地级市排第一；立定跳远成绩3米，为河南省高考该项目第一名；足球更是他的专长。2007高考时，张廷振报考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术科成绩78分，为郸城县第一名，但因文化课成绩差13分，没能上成体院，才去读了职院。

　　2010年5月，张廷振毕业后来到深圳，在宝安福永的一家机械设计制造厂找到了工作。张廷振还拥有高级电工证等多项专业技能证书，工作卖力，性格开朗，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喜欢。“我哥哥以前长得很帅的，你看他以前这些照片！”张红玲指着照片对晶报记者说。

　　张廷振一家4口，妹妹打工，母亲种地，父亲张广德2010年春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建筑队，承包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小工程，收入还算不错。在河南农村，这个家庭的幸福日子眼看伸手可及。

　　2011年初，张广德已经雄心勃勃地设计好这个家庭未来的美好蓝图：他请人为儿子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并开始盖新房。儿子的女朋友在深圳富士康做技术员，两人感情进展顺利。2011年8月4日，张廷振为了有更多时间和女朋友在一起，也应聘到了富士康工作。休息时，他们俩常去深圳的各个景点游玩，拍了很多照片，还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张广德计划年底为他们举办婚礼，希望他们尽快给自己添个孙子。这时候，张广德为准备儿子结婚而建造的两层楼新房，也已经动工，水泥、沙石、钢筋等10多万元的建材都买了回来，张广德一边带领建筑队在外施工，一边趁闲暇时在家亲自动手盖楼，第一层楼的主体已经建好，第二层楼即将开建。

　　但2011年10月26日傍晚，来自深圳的紧急电话，让张广德所有的计划都成为泡影。保住儿子的生命成为他最重要和全部的工作。

　　从家里带来的5万元很快花完了。有些药不在社保局报销范围之内，购买康复训练器械的费用也不能报销；张廷振上厕所要用湿巾，每天要洗2次澡，要买尿袋，要补充营养；这些钱都只能花张广德自己的。加上一家4口人的生活费、往返各处的交通费，张广德向家里亲戚借的钱也花光了。

　　富士康按照护理费一天190元、家属每人每天30元、张廷振生活费每天80元和住宿费每月1700元的标准，每月给张广德发放一部分费用。但这个费用并不够用。而且就是这个费用，因为张广德没有按照富士康的要求送张廷振去惠州做伤残鉴定，9月份已减少了1500元。下个月，张广德不知道富士康还会不会给。

　　张廷振在富士康的底薪是2500元，出事前每月实际工资超过4000元。虽然张廷振工伤后，富士康按法律规定仍继续给他发工资，但只按2500元发，扣除费用后只剩1800元。就是这1800元，张广德也一分没拿到，因为工资卡被富士康方面扣押了。离奇的是，张廷振出事后一直住在医院，但富士康仍每月扣除他500元住宿费。

　　张家人常常傍晚去医院附近的便民工程车旁边捡些别人不要的蔬菜，拿回来在床边的电饭锅里炒着吃，而把省下来的钱给张廷振治病和补充营养。

　　张广德说，他赶到深圳后，他带的建筑队解散，因剩余工程无法完成，承包项目亏损了15万元。为准备儿子结婚盖的楼也成为半拉子工程，历经一年的风吹雨淋，加上家中无人照料，许多建筑材料被偷或被毁坏成为废品。廷振的妈妈来深圳后，家中的8亩良田也无人耕种，全部荒芜了。

　　张廷振的女朋友，自从他出事之后来看了几次，就再也没出现。

　　张广德在市二医院旁边的一个小区里租了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这是一个普通小三房中的一间。套房除了每个房间被租出去，客厅和卧室的走廊也被几块布隔开出租了。张家租的房内，除了一张床，狭小的空间里挤着很多杂物和做饭的用具。这间小房房租1800元，张家已经拖欠了3个月。房东同情他们，才没赶他们走。

　　廷振的妈妈在病房支了一张床，平时住在病房；张广德和张红玲则轮流在租来的房子和医院一楼大厅候诊的凳子上睡觉——一人睡租来的房子，另一人就睡候诊大厅的凳子。

　　现在张廷振每天下午2时到5时要做锻炼和治疗：语言训练、肢体锻炼、电疗、站立训练。3个小时对他来说很艰难，他现在就像个孩子，做肢体锻炼的时候会很疼，他就会反抗，有时甚至打医生、掐妈妈的脖子，只有张广德在的时候他才有点怕。妹妹则要忙着买菜、做饭，一家三口人照顾一个病人，仍然忙不过来。

　　张廷振通过康复治疗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仍然很难估计。医生认为，张廷振今后的日子，将永远离不开亲人的照顾。父母终将有一天会老去，谁来服侍他一辈子？提到儿子的未来，张广德感到无比忧虑和茫然。

　　“一切都是富士康造成的，如果不是公司没有足够的劳保用品，如果事发后公司抢救及时，廷振怎么会是现在这样？”张广德说，一个健健康康的大学毕业生，前程似锦，刚进富士康不到3个月，就变成了这样，该谁来负责？

　　没有人能回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