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回落已然，稳住即可

    从季度数据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一季度的11.9%开始，几乎是逐季回落，到2012年二季度，已回落到7.6%（见图1）。从年度数据看，也已经从2007年增长14.2%回落到2012年8%左右（预计）。因此，可以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是事实，关键是如何看待这种回落。

    这次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客观原因，一是世界经济不景气。自2007年夏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开始，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相继而至。尽管在各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及金融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控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并避免了世界经济的大衰退，但也引发了美国、日本、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至今仍在动荡之中。国际经济复苏步履蹒跚，进入了明显调整期。二是我国经济增长要素制约明显增强。主要体现在资源日益短缺，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6%，铁矿石也在大量依赖进口；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空气、水、土地等污染的重大环境事件明显增多；人口红利正在减弱，2011年，15—65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45年来首度出现下降，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特别是养老保障压力增大，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政府更加注重民生问题，企业及社会的社会保障成本回归正常，负担提高。

    这次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观原因，则是中央意识到了经济长期紧绷高速发展的弊端和不可持续性，主动调低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把科学发展确定为主题，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确定为主线。“十二五”规划时期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由“十一五”规划时期的7.5%调低为7%；201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则由此前连续七年的8%调低为7.5%。

    从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看，波动起伏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不能指望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恒温状态”。

    此外，从宏观经济整体看，我国重要指标运行良好，没有因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而恶化。一是通货膨胀回归到正常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6月份的同比上涨幅度仅为2.2%，上半年的同比上涨幅度也只有3.3%。二是失业率仍稳定在上年水平。三是国际收支状况仍较好。尽管受国际环境不景气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增幅回落，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仍然超过40%，与出口贸易增幅回落相伴，进口贸易增幅也在回落，贸易仍是顺差。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仍处于预期范围，是正常的；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只要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种回落继续下去，稳住在当前的水平即可。

    适度降低增长速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看，我们认为，适度降低增长速度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是过分依赖投资和外需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1994年我国汇率体制改革和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国民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越来越大，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依赖也越来越大。1979-1993年的15年间，我国贸易还是逆差，年均25亿美元；1994-2001年的八年间，贸易由逆差逆转为顺差，年均水平达到243亿美元；而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的10年间，年均贸易顺差已经迅猛扩大到1462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也从1993年的212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的31811亿美元，年均增加30.2%。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是不断提高，1979 -1990年平均为28.2%，1991-2002年平均为33.1%，而2003-2011年平均已上升到41.7%（见图2）。

    而另一方面，我国资源短缺、环境脆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日益突出，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庞大的需求带来的压力。

    二是继续保持高速度难以调整结构、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近1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的快速扩张实现的。要想把目前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支持经济增长的局面扭转过来，将经济结构调整好，意味着必须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这也就意味着消费的增长率要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但过去10年，我国居民收入和总体消费的增长速度已经较高了。2003-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2%和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3.4%。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提高消费增长率难度极大。因为，消费需求的改变和提高涉及到消费观念（消费文化）、消费环境、社会保障、收入水平等诸多因素，其中，消费观念、社会保障等因素的改变非一日之功，收入水平的提高则必须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不是说提高就能提高的。无法靠提高消费增长率来实现消费增长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目标，就只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降下来。这种“一平一降”（即消费增长率保持现状，投资增长率下降）搭配的结果就只能是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这里忽略外需和库存变动的影响）。降低的幅度则取决于投资增长率的降低幅度。由于2003-2011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超过20%，支撑着年均10.7%的高经济增长率。应该说适当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并进而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是可行的。从另一方面说，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要长期依赖投资的高增长，势必会导致产能过剩（相对于内需而言），此时，又势必要依赖外需，靠高出口和贸易顺差来消化过剩的产能。这种模式在经济起飞之初可以有效，但长期以往是难以为继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长期依赖外需、靠外贸顺差填补内需不足发展经济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更何况长期依赖投资、依赖外需已使我国本来就短缺的资源更加紧张、本来就脆弱的环境更加脆弱。而一旦外部需求急剧收缩、一旦投资资金的链条断裂，长期积累起来的产能过剩等矛盾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与其被动受冲，不如主动防范和调整。

    适度降低增长速度，我国已具备承受条件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1998年开始，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10‰以下，到2011年已降到4.79‰，1998—2011年年均为6.15‰，比1979—1997年年均10.18‰降低了4个千分点。这意味着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率的要求、就业对经济增长率的要求都大大降低了。根据以往的经验，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失业问题就会凸显。但现在经济增长8%左右时，就业仍比较充分。另外，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既能够满足人口自然增长的需要（0.5个百分点）、民生改善的需要（4.5个百分点），还能够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用于追赶发达国家。因此，从改善民生、解决就业、追赶发达国家的等诸方面需要看，我国都已具备了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承受力。

    积极行动、顺势而为，力争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长期看，能够保持一个8%左右的速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为此，我们应该积极评价、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稳步回落，并采取积极措施，稳住经济增长速度，而不是刺激出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顺势而为，把国民经济引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努力统一认识，使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回归到8%左右的合理水平。要通过广泛的讨论和宣传，使各级政府、每个企业、机构和个人都能够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应该，也可以从过去30多年年均增长10%的高增长阶段，进入到年均增长8%左右的较高增长阶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的认识，一定要使大家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并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行动之中。

    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一是要在保持正利率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存贷款利率，创新消费信贷工具，改善消费信贷环境。二是要通过对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最低生活保障费标准等措施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三是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四是要扩大对居民居住性住房消费的保护和鼓励。五是要不断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六是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宣传，鼓励居民扩大消费。

　　从体制改革入手，消除高投资的体制诱因。一是加快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均有明确的规则可依，均有比较明确合理的未来预期。二是兴利除弊，改进“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所谓“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这实际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简化或提炼。我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平均国土面积3000平方公里，人口45万，县级政府能够运用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较大。如此众多，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体之间开展竞争，能量是巨大的，它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这一发展模式也具有天生的缺陷，运动员或准运动员同时兼任裁判员，竞技场上不乱套才怪。市场经济竞争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一些干部往往将政绩看得比其他因素更重，导致决策扭曲，竞争行为短期化，甚至会抑制市场正常竞争。“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 的上述固有缺陷，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主要困难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高投资的重要诱因。因为作为政府，尽管行政动员能力很强，但是，要直接干预或鼓励居民消费很难奏效。而搞招商引资、搞投资却是政府的拿手好戏，特别是当土地出让转换的大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特别是当经营土地、经营城镇的理念被当作成功经验传颂的时候，高投资成为必然。加上地方政府领导的任期往往与“政绩”成反比，只要能够尽快搞出“政绩”，提拔走人，其他诸如投资项目的产品销路、投资回报率等长期问题往往会被忽视。不计成本，不顾环境承受能力，不管资源条件，重复投资也就成为必然。也许一时一地看，问题还不大，但纳入全国范围考虑，高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成为必然。接下来便只好通过挤压劳动报酬，忽视劳动者社会保障，低价恶性竞争扩大出口，去拼国际市场。因此，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兴利除弊，逐步规范县际政府间竞争，打破由此带来的高投资和高出口。首先，要靠民众（扩大直选范围等）、新闻舆论，以及上级政府加强对“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监督和制约。其次，要在税收、土地转让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让县级政府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克服负外部性问题，使“县际政府间竞争”更规范、更理性。如，开征不动产税、消费税，逐步改变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状况。从长期看，要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弱化县级政府的市场功能，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郑京平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