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用意极为明显，因其紧迫性与必要性黏着突发事件的巨大杀伤力。应对经验表明，若缺乏预警信息作为支撑，突发事件或将衍生灾难性后果———既直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亦给社会稳定增加诸多不确定因素。而天津对擅自发布灾害预警信息行为的此番规定，显然亦有着特殊的考量。如果说前者寻求的是风险管理的技术革新，后者则是对技术双刃剑的警惕：灾害预警权威信息尚未完全到位，民间在权威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擅自发布预警信息不利于社会风险管控。

　　建设与禁止，扶正与易偏，看似南辕北辙的两种状况，实则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应对重大公共事件之关键。灾害预警不能等同于天气预报，前者涉及生命，后者诉诸生活，前者之重要性与敏感性大大超过后者。预警乃针对事件的灾难性后果，信息一经发布就意味着涉及地区的社会生活进入紧急状态，民众应为此做出应对准备。灾难之中，信息或意味着生命，民众心理、社会秩序难免受到影响。有鉴于此，公共事件预警信息的权威性就事关重大，相关部门及时、全面发布信息，有利于促成民众的预防行动，而一旦官方信息姗姗来迟，势必导致传言滋生，继而影响地区稳定。

　　不难理解公共事件应对过程策略的必要性，出于人趋利避害之本能，预警信息既是整个社会应对公共事件的重要武器，同时亦难免附着民众的焦虑与不安，故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只适用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且只能由权威部门发布，这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几成共识。然而，值得正视的是，近年来，陕西、吉林、福建等地密集做出“个人不得擅自发布预警信息”的规定，其目的是为避免民间预警信息扰乱视听，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民间热衷发布预警信息，有部分原因跟权威信息往往未能及时准确发布有关。

　　应该看到，民间擅自发布预警信息，多数并非不怀好意和试图引发社会恐慌，而是出于有备无患，针对的乃是官方信息的缺位。民众之所以附和这种山寨预警，亦是出于宁愿信其有的心态，在安全感丧失的环境下，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达成默契，对于后者而言，听信传言以期保身正是一种理性的本能选择。

　　传递预警信息，其本质无非是告知真相。然而，在某些管理部门看来，一旦满足民众的信息饥渴，就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风险管理就成了对真相的管理。这无疑与民众的需求背道而驰，这也是这些管理部门必须检讨并改进的地方。

　　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从技术层面看，唯有如此才更符合公共事件的应对逻辑。同时需要提醒的是，公共事件应对政府也不能一肩挑，尽管灾害发生后，政府各部门集结响应，能体现出巨大的动员能力，然而，无数事实表明，公共事件应对过程，政府的责任往往不是体现在灾害发生之后，而应在之前。民众作为灾害应对的独立单元，其主要资本就是来自权威部门及时有效的预警信息。

　　从媒体的报道不难看出，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利用了来自民间的资源，譬如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亦在其动员范围内，这无疑呼应了公共事件全民应对的理念。有关“风险社会”的释义中，就强调“社会进步的阴暗面越来越支配社会和政治”。风险无处不在，要求“风险社会”的应对主体是整个社会而不只是局限于政府，这应该成为建设突发公共事件预警系统背景下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