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的《被土地所束缚的中国》一书指出，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涌现出“民工潮”，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已成为一种常态。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下称《报告》）则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这意味着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即使不赚大钱也要进城”

　　伦敦奥运开幕式“从田园走向工业化”的艺术呈现一直被津津乐道。当一排排大烟囱竖起的时候，仿佛能看到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发生巨大变迁的三架马车，城市化将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感叹我国城市化进程时说下这句话。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然而一直到1978年这一数字还是82.1%。据预测，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以每年0.8至1.0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

　　问题是，这个我们已经面对的50%和即将面对的60%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就中国而言，30%的农村人口足够，不降到这个关口无法实现现代化。”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如是说。

　　如果把目光转向那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整个欧洲，在1945年城镇化率就是50%，现在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90%。

　　在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看来，欧洲已经变成一个完全的城镇化社会。而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实现，但城市化仍比较缓慢。城镇化率今后的速度还要快，2050年会超过70%或者80%。

　　“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所占的人口份额和农业产值几乎成正比。美国的农业人口是5%，农业产值是5%。如果我们的农业产值是10%而农业人口占50%，把这些产值分配在每个人头上，怎么实现富裕？”徐勇说。

　　徐勇的这个反问解答了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的动机：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赚钱。

　　在贫困地区，这一动机尤其突出。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一直低于GDP和城镇收入的增长，且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在三倍以上。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城镇化进城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动力也是一种推力。

　　“即使不为赚大钱也要出去也要进城。否则医疗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徐勇说。

　　城市管理还远远跟不上

　　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乔万尼曾说：越是伟大、越是广土众民的城市，越是受制于匮乏，因为其需求更多，受更多的必然性的宰制。

　　中国农民要进城，可中国的城市却有自己的边界。1978年，中国只有1.72亿城市人口，2011年城市人口达到6.91亿人。30年间增加了5亿人，比欧盟总人口还多。虽然在今后推动经济和对于整个社会进步来说，城市已经是主题了，但城市的管理还远远跟不上。

　　“在过去城乡二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于城市的规划是有局限性的，城市结构也不合理。诸如北上广等资源高度行政化配置的特大城市由于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去向，特大城市已经非常饱和了。但城市化已然成为主题，不可能围城不让外地人进来，就必须求变。”徐勇告诉记者。

　　显然，在城市化急剧推进的过程中，土地的快速升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源泉。但是另一方面，围绕地产收益产生的利益博弈，也影响到利益分配的公平。如何处理新形势下这一两难问题成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

　　“城镇化是自然过程。但如果让农民进城，却不能为之提供好的就业机会和后续保障，就会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徐勇认为，现在应该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企业多去中小城市发展，那里土地相对便宜，农村人口也可就地转移。

　　目前，统筹城乡发展、打破二元结构正成为各地发展的新主题，成都、重庆的城乡统筹试点引起了全国的密切关注。而从全国来看随着快速交通的迅猛发展，城市化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由农民进城发展到打造都市一小时生活圈，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

　　陆学艺算了一笔账：城镇化率若按照1.3%、1.4%的速度增长，每年还要有1000万农民进城务工。但农民工不是单单自己进来，他的家属、小孩还要进来，要搞全体城市化。这样会产生很高的生产力，如果搞真正开放和满足民生的社会建设，包括户籍体制改革，将对经济增长会有很大帮助。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也曾表示，如果通过改革使这些人的消费潜能完全释放，则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将增加至少1-2个百分点。

　　不能以乡村衰败为代价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和后果十分复杂。有些地方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出现了“圈地拆房”、强推农民进城上楼的现象，很少考虑农民进城上楼后农业和农村怎么办？这正是当前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中的最大软肋和难题。

　　徐勇表示，将堆积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也出现了乡村发展“空心化”。乡村发展“空心化”的后果不仅使农村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会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现在不仅要研究农民对土地束缚的挣脱，更要追问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农村和农民的情景会怎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赵树凯主持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表明，在农村外出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数的86.3%，且外出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未出者。由于农村精英流出太多以致于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由于缺乏知识、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注入只能维持原有水平的简单再生产。

　　徐勇认为，城市的发展不能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中国的发展除了城市突破以外，还必须有“绿色的崛起”，即乡村的发展和稳定，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

　　不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土地规模无法扩大，或者种地也没有合理效益。可当人口被转移，土地闲置的情况又出现了，这就让如何进行合理的土地流转成为一个新问题。

　　“现在需要三大要素支持：国家政策、土地规模和农业技术。应让土地流转到愿意种田也能种好田的人手上，城市也应提供更多好的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使其成为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的动力。”徐勇说。

　　■声音

　　“中国农民要进城，可中国的城市却有自己的边界。”

　　“就中国而言，30%的农村人口足够，不降到这个关口无法实现现代化。”

　　“将堆积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也出现了乡村发展‘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