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止或调整，多少意味着原有政策的遇挫，所幸及时的纠偏，尚能规避不少潜在的风险。现代社会，以政府财政购买社会服务，继而将之转化为公共服务提供给民众，早已是惯常的操作套路。具体到城管身上，似乎也可适用此类逻辑。只是考虑到，城管还肩负“管理”、“执法”的功能，那么其能否外包就得另费思量了。

　　五年之前，深圳推行城管外包，不过为解决“人员编制不足”的棘手问题。所谓“机制创新”云云，如今看来，更像是事后的“修饰包装”。在城管自身结构紊乱、权限模糊的今天，城管似乎总不够用——他们享有宽泛的履职范围，而城市的市容和秩序等，也颇受重视。于是，膨胀的城管需求，导致了“业务外包”的出现。

　　“城管外包”的直接后果，恐怕是以极低的成本，突破了行政体系对人数规模的限制。城管需求量大，只因职权臃肿：他们要保障市容整洁、秩序分明，在“市容本位”的逻辑下，暴力执法也频现。因为执法内容的扩充，城管也需要足够多的人力，去维持着强力型管理。相反的，提升市民的公共意识等，却被习惯性地遗忘。城市治理的着眼点，也便从“增强市民的自律他律”转移到“城管外包”上。

　　此外，城管的外包，必然带来“执法权”的转移：一群未经充分筛选、严格训练、考核上岗的“社会人士”，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罚没、罚款、报批等权力。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外包人员”只能从职能部门领取极微的薪酬；另一方面，他们却手握着能量十足的权力。那么，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城管外包会否异化成，“外租执法权，并默许其人用以谋利，从而换取他们甘愿廉价服务？”当然，深圳相关部门的最新表态，不算太晚地回应了民众质疑。

　　必须厘清，“城管外包”难言成功的尝试，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公职机构的单维度管理，早已不适合千头万绪的现实。将更多“政府职能”剥离，甚至转给社会力量接盘，对促进就业、压缩成本、提升效率都助益良多。权力下放、收缩，是构筑现代型政府的基本趋势。可问题是，执法权不是可随意转让的商品，它应遵从基本的治理原则——由专业的公职人员来行使，用公信力来兜底，以避免执法“走火”。(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