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否认，由于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自上个世纪末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似乎仍没有一套成型的对策体系。相反，日本曾经出现过的“购物难民”现象已经开始在中国部分地方上演。如果再不引起重视，后果势必很严重。

　　更何况，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还有很多自身的特征。据了解，无论是最早老龄化的欧美、还是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它们都是先城市化后再老龄化的，而在中国，却是城市化和老龄化交叉进行。同是“购物难民”现象，具体表征和原由自然也不完全一样。

　　另外，中国人口多、基数大，动一下牵全身；区域广、速度快，应对困难复杂；而且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应对不得力，还会引发很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专家呼吁，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一定要摒弃“先问题后治理”的理念，未雨绸缪。否则到时集中爆发，解决起来的难度就大了。“尽管现在已经晚了半拍，但‘亡羊补牢’得当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余地的。”尤其是在政府层面。

　　城市商业合理布局

　　说到购物难问题，可能主要是一个纯商业问题。但如果说，购物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商业布局不合理或者说失衡引起的，那可能就涉及到政府的问题了。

　　长年致力于中日流通对比研究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陈立平表示，日本当初之所以出现“购物难民”现象，主要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日本企业纷纷仿效美国，将大量购物中心都开在了郊区或者位于干线道路边，具备巨大停车场，主要为开车族服务，本来不会开车，或者上了年纪以后交还了执照的老年人，就无法到郊外的购物中心去。

　　尽管目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跟日本有些不一样——城市化和老龄化交叉进行，“城市空心化”现象可能暂且没有日本那么严重。相反，大量核心商圈还在城中心。但是由于高物价、高房价的作用，其实也已经造成了大量的城市商圈的摆设化。

　　如此看来，问题的表征不一样，但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却是相通的——城市商业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日本是如何引导那些纷纷郊区化的企业怎样兼顾城中心的商业开拓问题，而中国更多的是在如何引导城中心商业圈的转型以及保持“大”与“小”的平衡发展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5年，商务部就曾警醒，我国城市商业网点布局严重失衡。全国各地购物中心投资建设正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超大型商业设施比比皆是，重复建设、贪大求全趋势明显。

　　时至今日，7年时间过去了，此现象不仅没得到有效解决，相反越演越烈。据世邦魏理仕近日公布的“全球零售业调查数据”显示，在全球购物中心建设规模“十大”城市中，有8个都在中国。其中前三位分别是天津、沈阳和成都。天津已成为全球建设购物中心最积极的城市。

　　据了解，目前，天津约有16家购物中心在建，总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相当于25个西单大悦城。天津在建购物中心面积还超过了除法国巴黎、俄罗斯莫斯科外任一城市的现存量。而北京，则是购物中心烂尾最严重的城市。

　　中国购物中心产业资讯中心主任郭增利认为，“高速的商业开发对于中国城市功能完善等作用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以土地升值为目的的项目开发比较普遍，导致很多项目早早拿地，要么无法开工，要么开业后业绩不佳最终转手。”“圈地”才是目前开发商建设购物中心的最大动因。

　　盲目求“大”的问题都没解决，就更别指望“大”的转型怎么为老龄人服务了。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社区商业的停滞不前。尽管本世纪初有关部门就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商业，但直到目前似乎仍只停留在口号上，或者说纯自发阶段。都知道是大势所趋，但就是不愿意去尝试。原因何在？

　　另据了解，覆盖全面、运转高效的日本的便利店可是日本有效解决“购物难民”的功臣啊。即便是在去年的日本大地震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货源和品质的统一，而且便利店在地震灾区大大小小的网点店铺也发挥了“急救”的作用。

　　陈立平提醒，商业规划或政策监管缺失是零售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郭增利建议，对于商业地产的规划和建设，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发挥更多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商业过度开发。

　　老年政策亟待补缺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最快、也是最严重的国家，但同时也是老年人生活最方便的国家。何以至此？

　　中国作为老龄化国家的后来者，不妨向早在1970年就成为老龄化国家的日本取经，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创建一种适合中国的养老模式。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曾指出，中国的“空巢老人”使现有的养老体系面临三大挑战：生活保障不足，尤其在广大农村；日常照料服务欠缺；缺乏精神慰藉。笔者认为，这主要凸显了目前养老保障体系与制度、法律的不健全。而在这些方面较为成熟的日本恰恰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据了解，日本的老年人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老人福利设施与用品开发，护理体系的完善和护理人才培养等等都相当健全。日本政府1982年出台了《老人保健法》，规定老人定期体检等，使老人健康得到法律保护。之后又相继出台了《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1989)，《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介护保险法》(1997)，《社会福祉法》(2001)，《社会福祉士及介护福祉士法》(2002)，以及《健康增进法》(2003)等。

　　以上一系列有关老年人福利的政策及法律的出台，使老年人的养老、保健、护理等福利政策逐步完善并体系化。而这，刚好是中国的一个缺失。

　　另外，日本老人可以享受到人性化的社会服务。在老年福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尊重老人的意见、选择和习惯，使政策更具人性化。日本的老年福利设施颇为健全，也不乏老年公寓与老年社区等养老场所。老人有选择的余地，各种老年福利用具的设计、生产和租借的种类多，可供选择。

　　同时，日本重视老年福利和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很多大学都开设老年福利专业。老人护理教育也自成体系，培养了大量各个层次的专业护理人才，使老人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护理。

　　所以，有专家建议，中国要学习的是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除了政府高度重视之外，也要学习日本积极引导企业开发“银发市场”。相应的，也应发挥社会力量，积极倡导、组织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到服务老人的行列中。

　　当然，中国应弘扬优良的社会传统与优秀的社会价值，培养一种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极力避免在日本出现的人情冷漠与社会冷漠，从保健、医疗到福利全方位的打造富有特色的养老体制。

　　摒弃滞后式治理路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老龄化问题上，中国切莫再“先问题后治理”了。这关系到问题的大局。

　　众所周知，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似乎都习惯了“先问题后治理”、“等出了问题再解决”的滞后式治理路径。但殊不知，这种滞后式的公共治理模式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中国的污染治理走的就是“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当我们富起来后，我们悲哀地发现水已经不能喝了，空气越来越污浊，蓝天越来越少”。

　　交通问题上也一样，拼命地发展大城市，拼命地发展汽车工业，鼓励汽车消费，可发展到今天才看到，由于城市公共设施的滞后，交通拥堵问题已无可回避。

　　之所以出现滞后式管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观念滞后，缺乏对问题的了解，目光短浅，等出了问题才意识到严重性。但有些问题则更多的在于人为的不作为。老龄化的问题很多年前就预期到了，只是直到如今，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已。

　　诚然，老龄化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个老问题。但是，越是难问题、老问题越不能固守成规，越要敢于尝试。

　　比如，日本政府之前一直认为，对水电煤气、邮政、治安、医疗、义务教育是有责任的，而对于提供商品一向被认为是商业活动，因此缺少公共补助。现在，部分连锁超市尝试引进老年人容易用的touch panel式订购终端机，各地也纷纷成立非营利组织帮助老年人采购，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经济上尝试补助汽车行商。

　　专家指出，老龄化问题一定要未雨绸缪。除非中央政府主导适应新时代的都市规划政策，把老年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全集中在一处，否则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即将在各地孤立起来，犹如“台风天的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