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使得中国只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需要花上百年的时间去完成的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一政策的严格执行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在短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了有利的人口结构，通过“人口红利”使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迅速上升，并成功跳出了“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陷阱”，这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这一政策的严格执行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已经出现生育率过度下降、新增劳动力迅速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现象，较早地遭遇到了“人口红利”消减与“未富先老”的挑战。因此，当前政府与学界有必要认真总结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并探讨该政策存续期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策略。

    计划生育政策引导家庭微观决策

    在中国人不能自主选择生育孩子数量的制度环境下，家庭作为经济中的微观单元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与经济激励必然会发生改变，生育政策必然会对家庭的消费、储蓄、子女培养与养老决策产生影响，而正是家庭的微观决策会影响资本积累与人均收入增长的路径。

    一方面，在生育受到约束、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具有利他文化传统的中国父母会更加重视孩子的质量，这会促使父母在孩子未成年期间给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加重视孩子的培养。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孩子的未来人力资本收益也是父母将来的养老资源，父母基于养儿防老的动机也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资。

    另一方面，当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时，家庭的抚养负担下降，从而减少了家庭支出，提高了储蓄的能力。而在人口迅速转型的过程中，人口政策渐渐打破了依赖子女数量养老的传统家庭的作用，从而鼓励个人进行积累，这带来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引导家庭的微观决策加快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带来了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因此，要保持未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继续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政策对促进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

    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损害经济增长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龄化进程越来越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13.26%（人数为1.78亿）。预计在未来5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15%，2025年将上升到20%， 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30%。

    老龄化问题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担忧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会显著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1）人口老龄化将增加社会的养老负担，并降低家庭的储蓄从而对物质资本的积累不利；（2）资源过多地向老年一代转移，也很可能导致教育投资率大幅下降，人力资本的积累势必受到影响，这些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3）随着老龄化的加深，总人口中劳动力数量的绝对或相对减少，将可能影响经济中劳动投入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4）社会负担加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也很可能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

    然而，这些悲观的论点忽略了人们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协调生命周期行为的能力。事实上，个人如果体察到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其在工作阶段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会随之改变，有可能增加储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当人们越来越长寿时，人们“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会形成新的储蓄来源，通过参与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源配置还可以获取投资收益。

    人口老龄化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力的短缺，但劳动供给短缺将激励改进要素利用的技术创新，从而加速技术进步。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物质资本投资的折旧率高，投资回报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反，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率却能持续维持在高水平。人口老龄化将诱发由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变，从而潜在地促进生产率提高，并且健康老年人口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也可以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从而使经济中的生产力提高。因此，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

    从单一生育政策走向多重社会公共政策

    中国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目前已经下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5。过去1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平均为5.7‰。2010年中国的出生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2.13‰ 和5.05‰，其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很小。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分母效应”已渐渐弱化，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因此，目前恰恰是落实提振消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政策最有利的时机。中国的发展不能永远依靠“人口红利”，但我们可以抓住“人口红利”集中释放的有利时机，推动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同时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以此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这样可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9.68%，而且具有非农户籍的人口只占35%，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此外，由于中国所具有的大国经济特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劳动力，延长“人口红利”。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城镇生育率低于农村生育率，城镇家庭的教育投资率要高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率。从整个宏观层面上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居民的比重逐渐上升，这导致了总平均教育投资率逐渐提高，因而经济增长率随着城市化进程（或者说城镇家庭比重的增加）而逐渐上升。由此可见，在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下，加快城市化进程，将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政府通过提高社会保障税率来筹集社会养老资金的做法将会降低家庭的储蓄率和教育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不利。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未来工作人口将急剧减少，现收现付形式的社会统筹养老模式可能会受到挑战。目前中国城镇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形式与基金制的个人账户形式相混合的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可能需要迅速向完全基金制的形式转变，方可适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提出的要求。而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较低，养儿防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和生育率下降，家庭的养老压力会越来越大，因此改变农村过度依赖家庭养老功能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养老保险制度调节机制的建立，会使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能够分享到对未来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关心年轻一代的教育。这会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加快，并保证每一代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从而促进未来一代劳动生产力率的提高，这又有利于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之中。

    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呈现不同的特点。目前从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处于老龄化的初期阶段，“人口红利”还将持续5—10年的时间，这与我们观察到的当前中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仍在历史高位持续的经验事实相吻合。因此，在当前阶段生育政策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仍然需要发挥其积极作用。未来日益严重的老龄化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养老负担，国民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率也会随之显著降低，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这对未来的政策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政府应当审时度势，在不久的将来适当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当充分利用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配套政策去引导家庭内在的控制生育的意愿。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综合性宏观政策去提高人口质量。从单一的生育控制政策向宏观层面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应成为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选择的重心。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