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固安工业园区十周年”活动中，诸多经济学家围绕产业新城话题展开激烈讨论。厉以宁认为，城市化率这一概念始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当时农村人和城市人权利不平等，农村人生活没有着落，城市化率是社会经济差距缩小的衡量指标。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发达国家城乡保障相同，权利相等，城市化率已经没有意义，中国目前城乡之间还存在身份不同，但随着城市化推进，未来城市化率的指标作用会越来越小。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厉以宁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有中国国情，中国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必然造成中国城市生活质量下降，生活秩序混乱。

　　“中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应该是老城区、工业新区与农村新社区的有机结合。

　　他解释说，老城区是很多地区的商业和服务业中心，以前也有工厂，但这些迟早要迁入工业新区，工业集中在新区中，方便政府对其服务和管理。

　　而农村新社区，厉以宁阐释为，这是改造的新农村，不再以村为单位建设，而是以社区形式建设，这里环境是优美，公共服务到位，社会保障实现一体化。

　　中国农业怎么办？厉以宁分析说，未来中国种田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种田能手，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规模经营，第二中就是农业合作社，而第三种是那些带资本、带技术下乡的城里人，也包括农业企业，他们通过改造低效农田，提高农业生产率。

　　事实上，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睡城”是最突出矛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论坛上分析说，大城市就业机会多，生活成本高，中小城市相反，国外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在大城市郊区建一些睡城，白天上班，晚上休息，这样的模式带来很多弊端，比如交通拥堵等。

　　他支招说，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发展产业，这些产业与大城市有联系，利用大城市的人才优势、信息优势、科技资源发展中小城市，形成一种配套的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