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意的杨老板等一干人马最近又一起团购了南四环附近的11套房子，房价达到13000元/平米，而在今年4月份相临的一个楼盘的促销价格是8500元/平米，据说这个相临楼盘涨到了15000多元/平米。这已是杨老板买在最近2年内买的第2套房子，之前杨老板已经在北京定居下来，这两套房子都算是投资购房，去年初在丽泽桥买的那套房子刚刚交房还没有装修。

问到杨老板等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房子作为投资？他们说因为看了几个楼盘不是房子盖好了不卖，甚至售楼处都不开门，就是楼盘开盘有种抢购的气氛，到了那个环境就有买房的冲动。另外就是从售楼处贴出的单子来看，似乎每天都在涨价，这个势头早买房划算呀。

与此同时，在单位当保安员的小王最近给领导写了辞职报告，小王辞职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夫妻孩子三地分居，造成很多的家庭矛盾。虽然小王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但是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妻子确舍不得那里的工作，另外真要夫妻到北京团聚，小王的收入恐怕只够房租了，难以保证全家的生活需要，这么看来小王一家在北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但是像小王这样的情况在北京太普遍了，住房已经成了这些新北京人的最大难题。不少的打工者，其实说是全部差不多，已经被高房租赶到了大兴、昌平、通州的6环附近地区，原来的像朝阳、丰台等城郊结合部已经没有打工者立足的地方了。

这还是在相对高房价很低的房租来说的，相对高房价来说，这些人要想在城里买房更是天方夜谈。

一方面是有钱的人在不断地买进房，另一方面是城市里的主要劳动力被赶出城外；一方面楼盘的销售火暴的惹眼，另一方面是交房几年后的小区依然是黑灯瞎火的鬼城；一方面是投资者积极进入，但都是空置起来并不期待出租，另一方面把收回投资的渠道统统寄托到了房价上涨上；一方面谁都知道，任何商品都有脱离不了有涨就有跌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了房价只升不降的神话上。

最近就要面临拆迁的朋友也面临找不到合适的搬迁房源的问题，其实像这位朋友家在宣武的这处高墙大院，以前不是会馆也是大宅，完全应该保留下来。问到朋友为什么不选择经济适用房，他说，等4、5年也不一定能排上队。现在房子紧张到把人家的房子拆了，都不能给解决一套经济适用房，这个市场确实是出了严重的问题了。

这么看来，提出给打工者也就是给外来人解决城市住房，会让感到是在说梦话。但是我们在解释房价上涨的原因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进城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甚至都有数字显示每年有多少农村人口要进城云云。

其实，给农民工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农民工及其子女三地分居，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保安小王的问题其实是很普遍的问题，去年解决了农民工的保险问题，今年又提出了同工同酬的计划，以后不再有固定工和临时工的差别，城市户口的壁垒被打破也是早晚的事，包括北京这样的城市。

因此城市化发展也好，城市生活、城市建设需要也好，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是必然的过程。

在行政壁被一步步被打破之后，高房价正在成为阻挡农民进城的最大障碍。不管什么原因，只让富人们把房子买走，只把有钱人引进城市，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不稳定的，既满足不了城市的需要，也会给农村造成太多的拖累，给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11月12日8时左右广西贺州市发生的爆竹作坊爆炸事件中死伤的13名儿童全部为“留守儿童”。当地干部反映，全村百分之七十的青壮年都在广东等地打工，小孩留在村上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照顾。由于老人身体状况和精力欠佳等原因，这些“留守儿童”大都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10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调查结果突出表明，城乡分化正在扩大，而且很多“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2000万左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已经不是这个家庭的事情，而是社会的责任，是国家的事情，政府方面应当高度重视。

龙永图最近指出，历次城市化进程中，都伴随着人口的大迁移。“美国英国欧洲都如此，我们中国也不会例外。”他举例说，过去30年中，珠三角长三角吸引了内地1.5-2亿农民工。

龙永图认为，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必须实现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使转移出来的农民，他们在城市工作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后，真正住下来成为城市的居民。”

如果这一部分的农民工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民，那么，一方面成为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转移到城市里面的农民工，干了五年十年，正是经济发展最需要的蓝领工人。”如果蓝领工人、技术工人流失掉，这个城市的经济是不可能维持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好处，背后都有成本。这种情况，已经带来了十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代价。现在谈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早，但是这个问题可真不是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