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人民法院一起行政诉讼案开庭。因进京上访而被行政拘留五天的本溪市居民付秀芬，因不服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一纸诉状将明山分局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原告代理人提出，首先原告依法上访的行为没有违法，即使违法，根据《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也应由北京公安机关进行管辖处罚。对此，被告明山分局称，其处罚行为是按照公安部的“有关文件”要求，依法管辖作出处理。但当原告代理人质问是依据哪个文件哪一条时，被告不予回应。

在这一回合的交锋中，明山分局有些含糊其辞，其执法依据究竟是什么，人们不得而知。前几天，深圳市司法机关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把14种信访行为认定为“非正常上访”，并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作了具体规定。如果明山分局手里有着与此类似的文件，那就应该公开出示，以正视听。尽管这样的文件仍然可能受到公众的质疑，但它毕竟可以作为法官判案时的参考依据。

这起“民告官”的官司已经进入正常司法程序，我们相信法官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除了对最终结果的关注，同样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引发上访的那些深层次的是是非非。上世纪80年代初，付秀芬所在的东兴村86户村民与村委会签订了开发荒山、承包造林的合同，承包年限为30年。1994年，就在林地即将产生收益时，本溪市政府为了扩大城市规模，为东兴村村民办理了“农转非”，东兴村也转为街道办事处。可是，有了城市户口的村民没有享受到城市保障体系的庇护，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山林的经营管理权却移交给了林业局。后来，村民们发现有3.6万多棵树被砍伐。自己种的树让别人发了财，付秀英等人就此开始上访。

这个典型事例反映出一个大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生计和权益。农民要完全融入城市，远不止是户口本上由农民变成市民那么简单，而是要完成经济形态、社会管理以及个人素质的全面城市化，才算实现了成功的跨越。以现在各地普遍存在的粗放式城市化态势看，很多农民在失去土地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以个人而论，原先当农民，一切吃穿用度都着落在土地或者林木上；现在做市民，土地和林木被收回了，他们并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一不小心生计就成了问题。他们的身份已经是市民，可是往往不能享受到市民的保障，无法沐浴在低保和医保的阳光中，一来二去就被边缘化了。以集体而论，许多村子是一夜之间就变成城市的“街道”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道路状况差，环卫设施不足，旧的经济组织形式已经粉碎，新的经济形态难以形成。总而言之，农民变市民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生活成本在增加，而创收能力在下降，他们需要当地政府的悉心呵护、精心扶植和耐心引导，才能走出困境、完成蜕变。

可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只是看重城市面积的扩大和GDP指标的增长，看重农民的土地变成高楼大厦后的经济增加值，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深陷转型阵痛中的新市民的安置和帮扶。这使部分农民承担了城市化进程中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代价，也激化了他们和基层政府的矛盾。在一次次求告无门之后，有些人走上了上访的道路，而基层政府也在反复截访中疲于奔命。这实际上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未能保障新市民的权益而酿成社会问题，这是一些地方留下的惨痛教训。今后，各地政府应该以此为戒，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不要让城市化的道路上洒满失地农民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