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西班牙等欧洲重债国家连续爆发抗议失业、经济紧缩政策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伦敦也出现大规模的罢工活动……这些动荡之所以爆发，关键在于严重的失业问题。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欧美高失业率为什么持续多年不见改善？笔者认为，答案在于工业化和制造业滞后，因为只有坚实的工业化和制造业基础才能为一个国家提供大量稳定的体面收入就业机会。

　　西欧、美国虽然是传统工业基地，但近几十年来经历持续的“非工业化”，第二产业在其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中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发展经济学奠基者之一柯林·克拉克早已预言，各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趋上升。二战之后各国经济结构变迁的事实也证明，随着经济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确实会大幅度超越制造业。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服务业产出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就已突破60%，还有统计称2007年制造业仅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7.5%，而且许多服务业貌似能够提供比制造业更高的薪酬待遇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然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任何服务业都只能建立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能够提供体面收入就业机会的所谓“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之上。制造业基础没落，相应也就意味着为之服务的现代服务业衰亡。

　　在收入大体相当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实绩和社会稳定性都较好。同属中低收入国家群体，东亚太平洋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性优于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中东北非等其它区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该区域工业化水平较高，2000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达44.5%，比欧洲中亚、拉美加勒比、南亚等区域高10-20个百分点。中东、北非第二产业占比虽高，但其中大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等采掘业和建筑业，制造业所占比重甚低。中国、日本、韩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情况优于美国、西班牙，也可归因于其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较高。

　　同在中国境内，香港特区近年来经济稳定性、增长率明显低于内地，在内地资产高净值人士人数显著增长的同时，香港特区“百万富翁”人数却明显减少。花旗银行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香港流动资产超过百万的富翁人士为52.7万人，比2010年减少3.1万人。香港特区经济稳定性表现之所以劣于内地，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其经济结构过度“软化”和金融化。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个昔日现代制造业一穷二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得可怜的国家，如今已经是世界公认的“世界工厂”。中国众多制成品产量、出口量均高居世界之冠，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中国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提升，直接间接都可以归功于工业化进步。依靠制造业而不是天赐资源财富取得发展，对中国就业、收入分配、社会治安、廉政等指标贡献良多。然而，中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成本上升、传统制造业竞争力削弱、新兴产业发展遭遇强烈狙击等。“世界工厂”向何处去？中国制造业面临的究竟是何种挑战？中国制造业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开辟新天地？中国经济能否由此实现螺旋上升，步入可持续发展新轨道？这些问题都值得细细研讨，在保持中国制造业优势的基础上实现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