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3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此时为什么要“设立”滨海新区？滨海新区不是存在了很多年了吗？ 

    其实此新区非彼新区也。 

    原来的滨海新区不管有多“新”，或多或少还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路数，其主事者为区工委和管委会，分管党务和政务。新设立的滨海新区则是一个成建制的行政区，原来的工委和管委会被撤销，代之以区委和区政府，同时还要配齐区人大和区政协等相关机构——根据规划，从11月中旬到明年1月上旬，滨海新区将陆续选举产生第一届区委、区纪委机构，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 

    换句话说，滨海新区将作为一个整体正式成为天津市行政建制的一部分，而滨海新区作为“城市”的生长进程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城区的路径正在构建中国城市化运动的一种新可能，它既有别于围绕特大型项目生长起来的那种老派的资源型城市，从而规避了最终不免枯竭的可能，也有别于那种从老城区直接外溢出来的摊大饼或八爪鱼模式的“新城”模式，从而避免了人们在居住地与工作区之间日日奔波的命运。 

    观察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如何从工业化走向城市化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过程。一个自然生长的开发区一般会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批来到园区的“业主”往往是那些在老城区里由于包括环保在内的种种原因“混”不下去而被“腾笼换鸟”出来的企业，当然仅靠它们是无法支撑起整个开发区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在这一阶段负责招来新“鸟”的招商局便处于一等一的显赫地位。 

    摆开桌一张，来的都是客，接下来居于较为显赫地位的就是经贸局了，因为要把“客人”们都招待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靠经贸局出面协调很多工作，比如银企对接，比如产业配套，等等。 

    随着来的“鸟”渐渐增多，之前大手大脚给地的豪气就不合时宜了，此时就要倚重建设发展局的手笔了：基础设施要统一，功能分区要详细，土地使用要节约，等等。 

    再接下来随着大学城的移入以及众多“集商业、娱乐、居住和办公于一体的大型城市商务中心复合体项目”的进驻，复杂的“人事”和“城事”便纷至沓来，仅仅靠开发区管委会，即便是三头六臂日理万机，也实在难以面面俱到，此时成立城市管理局进行“联合执法”集中管理便实属必然了。 

    成立于1992年的安徽省会城市合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便经历了这样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也因此，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今信心满满地提出要践行“投资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佳、人居环境最佳”的生态建设理念，并喊出“致力于打造一个‘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绿色新城”的口号。 

    这种以开发区来推动城市化的模式，还现身于不少地区的融城故事中，比如在郑州和开封的双城记中，就出现了先郑东新区及汴西新区，而后郑汴新区，最后再徐图郑汴一体化的路线图。如今随着郑汴新区的成立，棋已至中盘。 

    如今正在滨海新区演绎的城市化图景无论其广度和深度都堪称国内首屈一指。它一方面要继承和整合两千多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业已展开的城市化进程的“遗产”——原来的新区里共有7个公安分局、5个工商局、6个国税局和5个地税局、6个法院机构、5个检察院机构。 

    另一方面它还要协调城市化与工业化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因此滨海新区计划组建两类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一类是城区管理机构，成立塘沽、汉沽、大港3个工委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另一类是功能区管理机构，成立9个功能区党组和管委会，主要行使经济发展职能。 

    这多少让人觉得滨海新区还远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区，或者说它虽然在区这一层级已经穿上了“城市”的套装，但里子依然是一个开发区，一个经过整合的规模庞大的工业体。这也很正常，毕竟在这个幅员达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目前只有不到150万人在生活和工作，天平依然要向工业化有所倾斜。 

    国务院在2008年3月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要求滨海新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既集中统一领导又发挥各方优势、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就目前而言，滨海新区正在实行的兼顾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行政改革方案与此项此要求颇为契合。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这片目前还显得空旷的土地装进更多的概念，更多的人群和更多的“城”——比如与新加坡合建的“国际生态城”——的时候，换句话说当城市化的议题压过工业化或者至少与其并驾齐驱时，滨海新区的行政架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嬗变呢？向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回归，还是果真探索出一条新路呢？这才是滨海新区新城记接下来最引人瞩目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