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时PM2.5：41微克/立方米；10时PM2.5：589微克/立方米；11时PM2.5：524微克/立方米；15时PM2.5：470微克/立方米。”与此同时，武汉市大气复合污染物实验室监测数据出现“跳表”，PM2.5瞬时数据甚至接近国家二级标准的6倍。

　　在黄雾锁武汉的前一天，南京也出现了同样的“黄泥天”。而两地的环保部门，都将元凶锁定于“秸秆焚烧”。尽管这一判定并没能为所有人接受，但秸秆焚烧导致的空气污染事件确非首次，2010年5月26日，江汉平原也发生过一起因焚烧秸秆导致的大范围烟雾污染天气。

　　是我们的空气质量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扰动，还是大面积秸秆焚烧确实超过了环境容量？

　　“黄霾”锁江城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省省会武汉，在大气流通方面，却很难做到四通八达。三面环山、一面敞口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遇到不利气象条件时，很难将污染物扩散出去，导致空气质量严重下降。尤其是在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时，更是如此。

　　6月11日上午，在磨山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上班的刘先生，刚上班不久，就发现窗外的能见度越来越差，“大约9点以后，已经看不到东湖对岸的建筑”，浑黄越来越重，“天空慢慢变得像到了傍晚”。

　　刘先生所在的磨山植物园，素来是武汉市空气质量最好的区域之一，但在当天，“我们也无处可躲”。此时，在城区的市民们开始争相购买口罩，更有人在微博上晒当天的武汉空气污染图片和各色口罩。

　　疑惑也随之而至，是什么原因导致空气质量陡然下降？

　　湖北省环境监测部门随即启动了“空气质量异常应急监测”，并在11日下午1点25分出具了《湖北省应急监测报告鄂大部地区环境空气异常初报(第1期)》。

　　该份报告得出几项重要的初步判定：即湖北全省自北向南相继出现P M10自动监测数据发生突变，北部在凌晨两点左右，南部在8点左右，部分城市P M10数据超过500微克每立方米；大部分监测站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常规监测数据未发生突变；排除沙尘天气影响，初步认为是秸秆焚烧所致；武汉市的空气质量急速下降，与当时天气静风，逆温层降低等不利于空气扩散的气象条件有关。

　　截至6月12日上午8点45分，湖北省环保部门一共发布了15次应急监测报道，经过近24小时后，武汉、黄石、鄂州、孝感、咸宁、潜江等6市空气环境质量状况，从一度的“重污染”、“中度重污染级别”，转为“轻度污染”级别。其他城市转为“轻微污染”或者更好的空气质量。

　　随着应急监测的深入，武汉市环保部门认定此次空气污染事件为雾霾混合型污染，通过对污染物中黑炭等指标的分析，判定其为“生物质焚烧”(即秸秆焚烧)所致，同时建议市民减少外出活动。

　　24小时过后，虽然环保部门认定空气质量转为“轻度污染”，在武汉，不少市民出门仍戴着口罩，而刘先生的感觉是“只是没有昨天那么黄了，空气质量还是不好”。

　　蔓延的“火点”

　　就在湖北省环保部门判定突发空气污染事件系秸秆焚烧所致的时候，国家环保部环境监察局连续第23天发布了今年的《全国秸秆焚烧分布遥感监测结果》。而此前20-22期的监测结果表明，秸秆焚烧的“火点”，仍有短时间集中爆发的趋势。

　　根据今年的第22期监测报告，全国仅有16处火点，其中河南省靠近湖北的周口、驻马店共有三个火点。由于遥感监测没法探测到云覆盖下的火点，而10日当天的云图显示，湖北、安徽大部，河南南部均为云覆盖区域，这些区域有否火点不得而知。

　　再往前推，则发现6月9日，全国监测到77个秸秆焚烧火点，其中河南最多，有2 7个。距离鄂西北较近的平顶山和南阳地区，占了18个。6月8日，全国火点353个，河南80个，安徽2 4 9个，分别集中在南阳、驻马店和阜阳。

　　邻近两个省份，特别是河南省南部地区的8日-10日的秸秆焚烧，会否是湖北省11日凌晨开始自北向南的空气质量突变的主要原因，目前还不得而知。而这股携带大量秸秆焚烧污染物的气流，并未在湖北省静止，6月11日，毗邻湖北的江西九江，也出现了类似武汉的“黄霾”天气。

　　实际上，武汉及湖北省大部发生的这起空气污染事件，并非今年首例因为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质量下降。据媒体报道，5月中下旬，四川盆地正是油菜、小麦的收割季节，那段时期，成都市也出现过持续的灰霾天气，空气质量在全国120个重点监控城市中，排名在70名开外。

　　本月初，江苏的扬州、镇江成为全国120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中最差的两个，A PI指数分别达到176和173，随后南京也出现严重灰霾天气，其原因，均指向麦收季节的秸秆焚烧问题。江苏省就此还专门部署了秸秆禁烧工作。

　　“野火烧不尽”，这可谓秸秆焚烧屡禁难止的最好写照。早在1999年，原环保总局就发布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环发〔1999〕98号)，规定：“以机场为中心15公里为半径的区域，沿高速公路、铁路两侧各2公里和国道、省道公路干线两侧各1公里的地带”为秸秆禁烧区域。环保部在秸秆焚烧季节，发布遥感监测数据，指导各地“禁烧”工作，也有近十年的历史。

　　但除了2008年，为保障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环保部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各地当年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以外，近几年来，在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小麦主产区，麦收季节仍是遍地点火。秸秆焚烧导致的烟雾乃至灰霾，年年如期而至，四川、湖北、江苏等省份，也不时会“感受”一下秸秆焚烧的“威力”，乃至造成类似武汉本次的严重空气污染事件。

　　而环保部发布的今年第23期《全国秸秆焚烧分布遥感监测结果》显示，6月11日，仅安徽、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天津等省(市)，共发现秸秆焚烧火点503个。其中，河南92个、安徽174个、山东，则有188个。这些多集中于鲁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火点，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会否发生新的空气污染突发事件？

　　资源化难题

　　烧，还是不烧？对于农民和主管部门而言，秸秆的处理，向左和向右都是难题。

　　安徽省宿州市芦岭镇马圩村的顾先生说，一到麦收季节，村里的秸秆只能烧掉，“其他的办法要么太费事，要么太费钱。”顾先生说，其实焚烧秸秆第一个受害的就是附近村民，“麦地一烧起来，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呼吸不顺畅”，甚至有些村民的麦子还没来得及收割，邻居家一烧麦秆，就顺带给烧过了，“有时候，一把火能从一个村庄烧到另一个村庄”。

　　虽然芦岭镇已有生物质焚烧发电厂，专门收购麦秆进行发电，但是电厂对长度等有要求，而且考虑到运输成本，距离较远村庄的麦秆一般也不会收，“村民嫌价格低，发电厂嫌运输成本高”，最终还是一烧了之。

　　这也正是秸秆处理的困境所在：资源化利用成本太高、效益太低；传统的处理方法简易可行，但又污染空气。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仍没有切实可行的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体系，秸秆的处理需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禁烧，也不能放任乱烧。

　　沼气科学研究所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多项秸秆综合处理的示范，比如粉碎后再还田或发酵做沼气、压缩后作为固体燃料、燃烧发电等。但这些项目都面临同一个难题：成本高、效益低，有的还存在地域差别。

　　以秸秆粉碎后还田为例，该专家表示，这一看似简单可行的方法，其实应用中颇有障碍，“不像北方多是旱地，四川平原以水田居多，秸秆粉碎后还田，一旦灌水后，就全浮起来了”，同时，秸秆粉碎机的使用成本也考验着农民的承受能力。

　　即便是多个地方都在大力推广的生物质焚烧发电技术，“每度电的成本比燃煤发电还高”，原因除了秸秆转运收集费用高，焚烧的技术也有待提高，“不完全燃烧的生物质焚烧发电厂，也可能造成空气污染”。

　　在这位专家看来，若真要推广秸秆粉碎后还田，必须增大对农民的农机补贴，而推广生物质发电，也需要将其作为公益性项目进行补贴才可能进行得下去。

　　靠“堵”是无法阻止处处点火，靠“疏”又方法有限。更多的地方则选择了“疏堵结合”，比如江苏宿迁，就采取了在禁烧“落实到田间地头”的基础上，推广“全力提升秸秆还田水平、加强秸秆收转运工作、大力推进秸秆发电、积极发展秸秆固化项目、大力发展秸秆利用产业”等综合措施。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大气环境对污染物是有一定的容纳能力的，即所谓的环境容量。如果我们在气象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有组织地进行适度焚烧，不要处处点火，也许是现阶段破解秸秆焚烧难题的最好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但前提是有多个部门进行精心组织，且不能仅限于考虑本省的情况”。

　　无论如何，焚烧必须小心。中国科大谢周清教授等刚刚在国际刊物《大气环境》中做的一项研究则表明，秸秆焚烧可能导致空气PM10、PM2.5中蛋白质含量增加，这类物质组成的“大气气溶胶”，可能成为过敏源或者传播疾病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