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政府和媒体的强度介入下，托举哥周冲正被视为一个道德标杆并被过载更多道德含义。广州天河区的宣传部长就说，“浙江出了最美司机，黑龙江有最美教师，我们天河区有最美路人。”然而，上升为地域道德标杆的高度之后，一通攀比下来，各地其实都不缺叫得响的道德楷模。正如央视评论节目所说，湖北会说我们有信义兄弟，贵州则会说我们有乡村教师李春燕。而辽宁的“雷锋传人”郭明义、杭州的“最美妈妈”吴菊萍，哪一位不也都让众人动容过？

　　需要防范的是道德标杆被矮化成道德攀比，与道德冷漠一样，对于社会道德的涵养来说无甚益处。最近这一段好人故事多了起来，政府和社会组织高调介入的也多了起来。应当说，这是媒体和社会公众“道德焦虑”的产物。在前一段“道德冷漠”的故事多了之后，好心好人好事的发现，会让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一些地方急欲树立道德标杆发挥榜样力量作用的心情溢于言表。

　　在社会忧心于道德滑坡的情势下，发现道德楷模的生动事迹是令人振奋的，树立道德标杆对冲“道德冷漠”是必要的，道德标杆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但社会道德的建树决不能止步于此、靠此一端。

　　对于社会道德来说，当第N个托举哥出现的时候，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或许已经没有幸福点了，但这第N个与第1个同等重要；当关注的焦点聚于好人在生死关头舍生取义的时候，社会也一样需要平凡人的举手之劳。是以，对于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不仅需要及时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更需要在制度上为好人撑腰。这种撑腰，不能因为媒体关注就坚实，反之则无力。当好人为做好事付出代价时为他托底、好心做好事反被讹时还他公正，让好人无后顾之忧、不再受委屈，人们内心的爱与善才会充分释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为好人撑腰，比树道德标杆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