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这一轮城镇化，似乎更侧重的是如何发展中小城市、中心小城镇，并发挥其改革发展的辐射效应，为此，浙、苏、粤、闽等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主动向小城镇放权让利。

　　这些依靠工业发展起来的经济强镇，普遍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且商业配套相对欠缺，如何改造成一批具有辐射效应的综合性城市，将为全国城镇化提供经验。

　　对此，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表示，中国城市化一直是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动力，现在由大城市转向小城镇，在城乡统筹中作为重要的节点，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非常好的机遇。

　　站在浙江省的角度，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陈建军对此颇有疑虑，“作为资源稀缺大省，考虑到规模经济，要发展小城市必须选择有中心城市支撑的那一类，打破行政壁垒，形成大中小城市集群。”

　　城镇化不仅仅是大城市化

　　《21世纪》：如何看待在各地开花的小城镇改革试点？

　　彭澎：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官方首次提“城镇化”。过去城市化一直是指以大中城市为主的集聚性发展，结果大城市房价贵、交通繁忙导致很多大城市病，“逃离北上广”提法开始涌现。

　　然后就出现城镇化概念，实际上西方没有这样的区别。今年中央也出台了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关的措施也开始制定，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机遇，因为城镇化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

　　陈建军：上世纪80年代，当时费孝通在讲“温州模式”时就提过小城镇的话题，但后来出现的是情况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结果是土地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社会管理的规模不经济。

　　发展小城镇，还处在工业化前期的中西部地区是可以的，因为从农村走向城市要有个过渡阶段。但在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需要仔细斟酌。

　　《21世纪》：发展功能齐全的小城市是否能够留住人才，缓解大城市压力？

　　彭澎：这些小城市试点除了可以分流大部分的人口，还可以通过产业转移，企业把车间工厂内迁到农民工的老家，像河南、四川等，使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就近满足他们洗脚上田的需要，同时可以照顾一家老小，同时解决春运的麻烦，促使社会和谐。

　　从城市化角度，现在打造中心镇、卫星城，使城市的发展更加组团化，而不是摊大饼。通过一些小城市居住功能的发展，也是很多大城市发展的模式，对我们小城市的发展应该也是一种有利格局。

　　陈建军：要发展小城市必须考虑它们集群的力量，发展城市集群，推广大中小城市的网络化连接。

　　《21世纪》：像浙江这样的小城镇试点能否辐射周边，形成网络化发展？

　　陈建军：浙江省近年来的城镇体系规划中一再强调发展杭州、宁波、温台、浙中四大城市群。我向来主张发展小城镇必须和发展城市圈、城市带相结合，形成大中小并举且有相互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网络化城市体系相联系、由此来带动城市化发展。

　　对浙江来说，最近提出的重点发展27个小城镇的战略，也应该和四大都市圈（群）的发展，形成正向联系。

　　小城镇化将推动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

　　《21世纪》：小城镇化是否是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好机遇？

　　彭澎：会。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内迁，不只是劳动力成本的需要，更是面向内需市场的需要，如果没有内需市场的需要，那么走向内地市场的物流成本的提高会抵消劳动力成本的降低。

　　小城镇的发展肯定会拉动整个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就业，因为小城镇本身在这方面比较落后，这也是我们城乡统筹发展思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支撑点。

　　陈建军：短期来看，以发展小城镇来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也许有一定的效果，但长期来看，我们必须考虑到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问题，浙江省是一个自然资源小省，无论是从土地资源的利用，还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来讲，小城镇没有大城市高、这里有规模经济的问题。

　　《21世纪》：现在眼下小城镇发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彭澎：小城镇应该立足于让本地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就近城市化。

　　严格来讲就是土地换社保的问题，一定要把城镇化和社保、户籍的改革结合起来，而且还要有工作机会的提供，所以城镇化是跟工业化一定要联系起来，没有工业化的支撑，城镇化很难发展，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也只是空中楼阁。

　　简单来说，越大规模的城镇化成本越小，越小规模的城镇化成本越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让农民一个都不要进城，那他的综合成本、社会成本就大，因为三农问题核心就是城镇化。

　　陈建军：打破制度壁垒、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很重要。如果要发展小城镇、分担大城市的负担，这些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应该是重点。

　　在浙江，对比浙北和浙东北地区，浙南和浙西南地区城市化的落后，主要是缺乏有力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结果。如果集中力量把温州、台州这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好，在这基础上发展小城市或小城镇，形成网络化的城市群，这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